创新共生与“在地”城市化 区域发展“中国经验”.docVIP

创新共生与“在地”城市化 区域发展“中国经验” 　　在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县域研究较少有人涉及，两个县级城市的比较研究更是十分少见。周蜀秦先生的著作《从“地方”到“全球”：中国区域城市化动力与国际化路径研究》以江苏省昆山市与浙江省玉环市为研究基地（图1），通过历时态的梳理与共时态的比较，考察了地方政府、企业与个人在不同时期的互动与博弈，再现了区域城市化的发展路径，发现了中国沿海地区区域城市化的内在动力与演化逻辑。作者提出，“正是由于地方‘制度厚度’的建设，及其与国家宏观体制转型的诱致与互动、与全球化力量的联结与嵌入，造就了区域工业化、城市化与国际化的发展路径。”这个结论对于理解不同地区的区域发展有重要价值。 　　作者以1978年确定为观察的起点，根据昆山与玉环的情况，把1978年以来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分为四个不同阶段，分列章节，进行比较分析。在第一阶段，昆山政府主动介入地方经济发展，进行了“农转工”的动员，采取了“横向联合”与“内联外引”的策略，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玉环与昆山不同，没有主动参与经济活动，而是为农民大众的创业提供了相对宽松的制度环境，甚至敢于为地方发展承担可能的政治风险。在第二阶段，昆山政府主动建立了“自费开发区”，通过招商引资逐步发展“外向型”经济；玉环出现了以专业化市场为主体的市场扩展和以股份制为组织形式的民营企业成长，进入了所谓“全岛股份化”时期。第三阶段与第四阶段相互衔接，昆山通过全球价值链的地方“镶嵌”而实现了“全球的地方化”，并进一步谋划着把昆山建成全球城市的商务城镇；在政府的支持、帮助下，玉环的农民企业家们成功地把自己的产品卖到了国外，实现了全球商品链的地方“联结”，在这个基础上，政府规划着玉环一个口岸升级与海湾城市时代。玉环成功地创造了“地方全球化”。 　　昆山与玉环，前者是政府主导型区域发展，后者是农民大众推动型区域发展。作者看到了两者的差别，并因此归结为两种不同的区域现代化模式。然而，当我们从社会空间的角度去理解两个地区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发展，当我们不再关注“国家与社会”的两分，而是把目光聚集于“作为发展主体的个人、企业家、地方政治精英们”的互动、协商与博弈，我们注意到，在两个不同地区风格迥异的故事中，有着几近相同的底色和共同的特征。如果说昆山与玉环的差异让我们注意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多样性，那么，在周蜀秦的著作中，玉环与昆山区域城市化的共同点更多给我们以“中国经验”的启迪。 　　共同点之一是昆山人与玉环人的创新意识与创新实践。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意识形态的气氛还很浓，昆山县委领导就大胆提出了“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副不发，无商不活”的口号，决定实行“三个转移”战略，即从单一农业经济向农副工全面发展转移，从产品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型，从内向型经济向开放型经济转移。县委还要求“解放思想，勇于改革创新……放宽政策，凡是不利于生产发展的条条框框，要敢于改革，勇于创新。要在人事、体制、经济承包等方面，给工厂企业‘松绑’”。昆山土地肥沃，又是上海的“后花园”，具有发展经济的外部条件。（图2）玉环却资源匮乏，区位劣势十分明显。但是，玉环人大胆创新，敢为人先的实践令人感叹：他们竟然在1970年就办起了一家私营股份制企业。当年11月，玉环回乡知识青年肖生知等人发起，用“打硬股”的方式创办剪纸工艺厂，每股投资150元，每投一股安排一个工人。他们当年共募集了16个股份，筹资2400元，于是，一家合作制的私营企业办起来了。即使今天回忆往事，当年的创始人仍感慨于当年“像吃了豹子胆一样”，竟敢顶着阶级斗争的风浪去办厂。 　　我们注意到，昆山与玉环最初的创新实践建构了此后发展的路径依赖。昆山后来越来越成为中央政府制度创新进行知识积累的试验田，其本身的逐步升级也使其越来越朝着“主导型”制度变迁的方向发展。昆山率先建设了“自费”工业开发区，创造出新的产业集聚空间。昆山的出口加工区则是“说服中央进行制度创新”的过程。管委会主任谈到当年的情景，仍让人感到昆山人的那股子韧劲，他说：“我在报批的六七个月间，跑了北京84次，把国务院有关的部委都跑烂了，整天穿梭于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国台办、外经贸部，总共见了8个部长。”昆山出口加工区的设立成就了昆山的“全球地方化”。与昆山不同，玉环则在发展的过程中实践了“地方全球化”。玉环为全世界提供了许多不同的产品，其中，“玉环派”新古典主义欧式家具等产品以自创品牌而闻名于世。近十年来，民营企业的一般贸易出口面临国内生产要素成本上升、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考验，为了确保出口商品的竞争优势，玉环的企业一直在“被迫创新”的压力下实现着产品的升级换代（图3）。 　　共同点之二是地方政府与民间社会的共生与共赢。 　　当年，昆山政府决定建设玉山开发区既没有得到国家批准，又没有物质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