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应当是一个民族中关注天空人.docVIP

诗人应当是一个民族中关注天空人 　　当商品经济大潮和大众文化的红尘滚滚而来的时候，也许低俗是不可避免的；但不能所有人都去低俗，而应当有中流砥柱来抵制低俗。也就是说，有陷落红尘的人，就应有仰望天空的人。正如黑格尔所说，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 　　毫无疑问，诗人应当是一个民族中关注天空的人。固然，天空是美的，如哥白尼所说：“有什么东西能够跟天空相媲美，能够比无美不臻的天空更美呢！”[1]不过，我们这里说的对天空的关注，不单是迷醉于天空的美，而是指天空所能给我们的启发与想象，如同康德在《自然通史和天体论》中所描写的：“宇宙以它的无比巨大、无限多样、无限美妙照亮了四面八方，使我们惊叹得目瞪口呆。如果说，这样的尽善尽美激发了我们的想象力；那末，当我们考虑到这样的宏伟巨大竟然来源于唯一的具有永恒而完美的秩序的普遍规律时，我们就会从另一方面情不自禁地心旷神怡。”[2]实际上，对天空的关注，更是指把个人的存在与宇宙融合起来那样一种人生境界的关注。 　　人生是一个过程，寄居于天地之间，追求不同，境界也就存在着高低的差别。冯友兰先生在西南联合大学的“人生哲学”课上把人的精神世界概括为由低而高的“四大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自然境界，是说一个人做事，只是顺着他生物学的本能和社会的习俗，对于他所做的事情的性质，并没有清楚地了解，处于浑沌的状态。功利境界，是说这种境界中的人，其行为是“为利”的。他的行为，或是求增加他自己的财产，或是求发展他自己的事业，或是求增进他自己的荣誉。他所做的事，其后果可以有利于他人，其动机则是利己的。道德境界，是说在此种境界中的人，其行为是“行义”的，“义”与“利”是相反相成的。求自己的利的行为，是“为利”的行为；求社会的利的行为，是“行义”的行为。他意识到，社会与个人，并不是对立的。人不但须在社会中，始能存在，并且须在社会中，始得完全。社会是一个“全”，个人是“全”的一部分。部分离开了“全”，即不???其为部分。他为社会的利益去做各种事，不是以“占有”，而是以“贡献”为目的。天地境界，是指在此境界中的人，知道人不但是社会的“全”的一部分，并且是宇宙的“全”的一部分。不但对于社会，人应有贡献，即对于宇宙，人亦应有贡献。人不但应在社会中，堂堂地做一个人，亦应在宇宙间，堂堂地做一个人。人的行为，不仅与社会有干系，而且与宇宙有干系。他觉解人虽只有七尺之躯，但可以“与天地参”；虽上寿不过百年，而可以“与天地比寿，与日月齐光”。[3]这样看来，只有立于天地境界的人，才算是“大彻大悟”，才能对宇宙、人生有完全的体认和把握。这样的人，就其形体而言，他仍是自然的一部分，但是就其精神而言，却超越了有限的自我，进入浑然与天地融合的最高境界，这也是最高的人生境界，如冯友兰所言：“天地境界是人的最高的‘安身立命之地’……有一种超社会的意义。”[4] 　　作为人生最高境界的天地境界，与审美境界是相通的。一个人在审美境界中获得的“顶峰体验”，便是一种主客观交融的生命体验。此时，审美主体从拘囿自己的现实环境、从“烦恼人生”中解脱出来，与审美对象契合在一起，进入一种物我两忘、自我与世界交融的状态，精神上获得一种解脱，获得一种空前的自由感。《管子》（上）说：“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天即宇宙，宇宙是人所生活的大环境，人只有和宇宙这个大环境保持一致，才能领略到人生之美，宇宙之美，抵达人类生存的理想世界和精神的澄明之境。 　　仰望天空便是基于人与宇宙、与自然交汇中最深层次的领悟，强调对现实的超越，强调内心的无限自由对外在的有限自由的超越，强调在更深广、更终极意义上对生活的认识，从而高扬生生不息的生命精神，提升自己的人生境界。认识宇宙，也就是认识人类自己。人类在现实世界中受到种种的限制，生命的有限和残缺使得人类本能地幻想自由的生存状态，寻求从现实的羁绊中超脱出来。而诗歌作为人类生命活动的象征形式，是力图克服人生局限，提升自己人生境界的一种精神突围。 　　伟大的诗篇都是基于天地境界的。曹操的《观沧海》，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等，之所以成为千古绝唱，就是因为它们传达了宇宙人生的空漠之感，那种对时间的永恒和人生的有限的深沉喟叹，那种超然、旷达、淡泊宁静的人生态度，成为诗学的最高境界。 　　在现代优秀诗人的身上也不难寻觅出这种超然与旷达。梁宗岱在欧洲的时候，一度曾在南瑞士的阿尔卑斯山一个五千余尺高的山峰避暑，直到这时，他才体会出歌德《流浪者之夜歌》中最深微最隽永的震荡与回响： 　　我那时住在一个意大利式的旧堡。堡顶照例有一个四面洞辟的阁，原是空着的，居停因为我常常夜里不辞艰苦地攀上去，便索性辟作我底卧室。于是每至夜深人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