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审视龟兹文化历史地位.docVIP

重新审视龟兹文化历史地位 　　[摘要]本文通过对霍旭初著作《滴泉集》相关研究成果的学习借鉴，从龟兹文化的源流、特质及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三方面展开论述，以期抛砖引玉，促进学术进步。 　　[关键词]龟兹学；《滴泉集》；中国文化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2）20-0107-04 　　霍旭初研究员数十年潜心研究龟兹佛教文化及其石窟艺术，成果丰硕。2008年出版的《滴泉集——龟兹佛教文化新论》，是他2002～2007年间发表的相关论文结集，30万字的篇幅，无论宏观概论，抑或微观剖析，均放眼高远、立论精审、条缕细密，如滴泉甘露，沁人肺腑，启益心智，堪称龟兹学研究之精品佳构。捧读霍著，不禁使我想起季羡林先生晚年开始撰写《龟兹佛教史》（后改名《西域佛教史》）时，一定要购得霍先生等新疆学者的龟兹学著述后方能动笔的往事，确实是慧眼识珠之举。遗憾的是霍先生的相关论文与这本著作印行后，国内学界关注不够，这与人们对龟兹学（尤其对龟兹佛教文化）的重视程度有关，也还有研究队伍相对零散、宣传薄弱等方面的原因。 　　《滴泉集》全书虽由20多篇独立的文章组成，无论是包括音乐、舞蹈艺术在内的龟兹石窟艺术纵览综论，还是具体图像的辨析探究，实际上贯穿着一个主题：如何认识龟兹佛教文化的特性及其对西域文化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的影响。根据我自己的理解，将它分解并推及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龟兹文化的“源”与“流”；第二，龟兹文化的特质；第三，龟兹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笔者虽曾在新疆工作十年，近三十年来也参与普及与研究敦煌、吐鲁番学相关的一些工作，而对于龟兹学实在是尚未入门。四年前，我曾在季羡林等老一辈学者论著的启示下，撰写了《龟兹学与国学》的短文参加研讨会，得到同行们的肯定与指教；今写作本文，也仅是尝试围绕上述三个方面的问题，将学习霍先生《滴泉集》的一些粗浅体会写出来，谬误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 　　季羡林先生曾多次指出：中国的新疆和敦煌地区，是世界古老四大文明（中国、希腊、印度、伊斯兰）的唯一交汇之地。这里，季老强调的是文化的???流、文明的交融，即基本属于“流”的范畴，并没有讲新疆、敦煌文化的源头问题。但是，一方面，“源”和“流”实在是一个相互依存、无法割裂的辩证关系，涉及文化传承的基本规律；追本溯源，源远流长，对文化源流做相对的、历时性的分析研究应该是一种可行的方法。另一方面，新疆地域广袤，生态环境复杂，民族迁徙频繁，文化类型多样，往往多源汇聚。因此，必须对位于天山以南、塔里木盆地北缘的龟兹文化的源流做地域性的探寻。 　　龟兹文化是中国辽阔疆域中植根于本土、具有本土源头的一种地域文化。“在中国史籍中，‘龟兹’一词最早见于班固《汉书》……在公元前，龟兹国基本上是处在匈奴控制之下的。佛教传入龟兹，学者们一般都认为早于传入中国内地。” ①匈奴控制时期，乃至之前的龟兹本土文化源头，涉及人种和族属问题，也涉及古代吐火罗语言（A、B）与“吐火罗人”（或称“龟兹人”）与月氏人、塞人的关系问题，由于史籍记载及考古材料的欠缺，目前还没有具体、深入、一致的研究结论。因此，我们似可以通过2000余年前佛教在龟兹地区的流布来探究其本土文化的源头。 　　佛教传入中国内地的时间，学界有东汉明帝永平十年（67）或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等推测，迄无定论。近年来，新的出土材料已经证明新疆以东的敦煌地区在公元1世纪时已有佛教徒聚居。②因此，如季老所判定，公元1世纪时佛教早已在龟兹流布是可以肯定的。龟兹的佛教是从犍陀罗国传入的，“龟兹和焉耆地区的佛教信仰，从一开始就是小乘，而且是说一切有部……龟兹和焉耆的佛教信仰虽以小乘为主，但其中也杂有大乘成分。” ③霍旭初先生也认定：“龟兹是佛教东传的阶梯和桥梁，也是中国佛教的发祥地之一。”“佛教大约在公元前后传入龟兹”。④基于此，我认为霍先生下面的这段话具有特别重要的指导意见： 　　本土文化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是一成不变 　　的。所以本土文化的概念应该是一个发展变化的概念，随着历史的发展，本土文化是个从低向高，由单一向多元、逐渐吸收融合的进化过程。就是说，本土文化是有历史阶段的，这是本土文化分析的时间概念。尽管有的地方处于交通要冲，受外来文化影响较大，人种族属也相似，但地缘因素对本土文化有决定性的影响，这是本土文化分析的空间概念。（《滴泉集》第80页） 　　是否可以说，佛教传入龟兹地区后，以小乘信仰为主的佛教文化，与龟兹本地的人文环境（包括中原居民因素）相结合，形成了那个时期龟兹的本土文化。我们今天谈龟兹文化的源与流，着重研究龟兹地区1500年以上的佛教文化艺术遗存及其现代传承，都离不开这个本土文化。 　　霍旭初先生通过数十年来对龟兹石窟艺术的潜心研究，精辟地提出：“本土文化对克孜尔石窟壁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