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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意大利拜占庭流亡学者聚集地 　　自14世纪开始，面对奥斯曼土耳其军队的节节进逼，大批拜占庭学者陆续向西方迁徙，由于拜占庭和意大利地理位置临近，加之双方长期保持着一定的经贸和文化交往，因此，他们首选意大利作为侨居地。进入意大利以后，拜占庭流亡学者大多聚集在佛罗伦萨、罗马和威尼斯，这样，在意大利形成了拜占庭流亡学者的三个聚集地，在拜占庭流亡学者的推动下，这三个城市先后成为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希腊文化研究中心。但是，对于拜占庭流亡学者为何集中于这三个意大利城市，学界少有论述，因此，本文试图从文化环境方面分析这三个城市吸引拜占庭流亡学者的主要原因，以及拜占庭流亡学者对意大利复兴希腊古典文化的重要影响。 　　佛罗伦萨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较早出现的希腊研究中心，也是拜占庭流亡学者的聚集地之一。佛罗伦萨之所以成为众多拜占庭流亡学者的定居地，显然得益于佛罗伦萨政府和显贵家族对文化事业的支持和对人才的资助，而佛罗伦萨统治者对文化事业的庇护政策，不仅在全社会营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推动了佛罗伦萨的古典文化复兴，更使其能够吸引来自拜占庭的流亡学者。 　　佛罗伦萨共和国政府一直重视文化发展，凡有才之士皆委以重任，或授予政府官职或聘为大学教职。1375年人文主义者克鲁乔·萨卢塔蒂（Coluccio Salutati，1331—1406年）被任命为佛罗伦萨的执政官，其后的几位继任者也都是杰出的人文主义者，这使得人文主义者可以借助职务之便促进古典文化的研究和复兴。在萨卢塔蒂的推动下，14世纪末佛罗伦萨成为意大利人文主义的中心。由于西欧自中世纪以来对希腊语和希腊文化知之甚少，而拜占庭一直保持着希腊古典文化传统，为了复兴希腊古典文化，萨卢塔蒂提议佛罗伦萨政府邀请拜占庭著名学者曼纽尔·克利索罗拉斯（Manuel Chrysoloras，1350—1415年）到佛罗伦萨大学讲授希腊知识。 　　1397年，克利索罗拉斯到达佛罗伦萨，他是佛罗伦萨大学的第一位希腊语教师，也是西欧自中世纪以来正式邀请的第一位拜占庭学者。克利索罗拉斯在佛罗伦萨短短三年的教学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他引发了意大利人学习希腊语言和文???的浓厚兴趣，掀起了希腊文化热潮，克利索罗拉斯本人也受到他的意大利学生的大力追捧。此后，更多的拜占庭流亡学者纷纷效仿克利索罗拉斯来到意大利寻求发展，他们相继被意大利多个大学聘任，佛罗伦萨大学也从此形成了希腊语教学的传统。如果说克利索罗拉斯开辟了一条拜占庭流亡学者赴意任教之路的话，那么佛罗伦萨大学则开创了意大利各个大学引进拜占庭学者的先河，而这些都源于佛罗伦萨政府和统治者对文化事业的支持，若没有古典文化研究的兴起，尤其是希腊古典文化研究的兴起，拜占庭流亡学者就不会在意大利获得就业机会和生存空间。 　　15世纪中期以后，当佛罗伦萨政府对文化的支持渐告衰微之时，私人庇护主的作用日益显现[1] （p.320）。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文化赞助人主要是君主或者极有权势的富商[2] （p.282）。几乎每个佛罗伦萨显贵家族都有庇护文化的传统，譬如佛罗伦萨著名的金融实业家帕拉·斯特罗兹（Palla Strozzi）就是拜占庭学者曼纽尔·克利索罗拉斯的赞助人之一；而柏拉图哲学在意大利的复兴即与梅迪奇家族有直接的关系。 　　在梅迪奇家族的资助下，1482年佛罗伦萨出版了柏拉图著作的第一个拉丁文版本，柏拉图学院也于1200年后重新复兴。梅迪奇家族还热衷于古典图书的收藏。科西莫·梅迪奇（Cosimo Medici，1389—1464年）曾聘请著名的佛罗伦萨书商比斯提西专门为他收集、购买图书，后者雇佣了45名抄写员为其抄写手稿，这些抄写员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拜占庭流亡学者。科西莫去世后，他的孙子罗伦佐·梅迪奇（Lorenzo Medici，1449—1492年）继续收集和购买希腊文和拉丁文的古代手稿，并在圣罗伦佐教堂新建了一座图书馆。为了扩充图书馆，梅迪奇家族不惜以高价雇佣一些拜占庭流亡学者。譬如君士坦丁堡人詹那斯·拉丝凯利斯（Janus Lascaris，1445—1535年）受罗伦佐· 梅迪奇的委派，先后两次到原拜占庭地区搜集古代手稿，仅他一人就为梅迪奇家族图书馆增加了200多卷古代手稿，其中有80卷是当时西方闻所未闻的[3] （p.78）。1495年，梅迪奇家族图书馆的藏书量已经高达1017册[4] （pp.86～87）。 　　梅迪奇家族对于古典文化的庇护吸引了众多杰出的拜占庭流亡学者移居佛罗伦萨，除了为梅迪奇家族收集古代手稿的詹那斯·拉丝凯利斯之外，还有出生于君士坦丁堡的诗人，罗伦佐的密友，米歇尔·马拉卢斯·塔坎尼奥提斯（Michael Marullus Tarchaneiotes），他是著名的新柏拉图主义者，此时已经50多岁；以及来自雅典的逃亡者德米特利尔斯·考坎迪利斯（Dem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