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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之流”凝滞与激荡 　　【摘要】 在生命直觉主义的视域内，北野武的影片《花火》呈现出喜剧、正剧与悲剧这三种精神的不断演绎与延伸，并进而彰显了个体“生命之流”由凝滞到激荡的整个历程。与此同时，影片中个性化的视觉形象又强化了这一生命历程的表现力与感染力。在人类生存境遇愈发受到关注的当代语境下，《花火》所暗示的生命态度与人性关怀无疑提供了一条难能可贵的思路。 　　【关键词】 《花火》；喜剧；正剧；悲剧；视觉形象 　　[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日本导演北野武的代表作《花火》讲述了一个屡遭命运玩弄的男人让自己的生命如烟火般消逝与绽放的故事。作为1997年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的获奖影片，《花火》最鲜明地体现了北野武的风格特色。可以说，“多元杂糅”是北野武个人性格乃至整个生命历程的最突出特征：首先，他在现实生活中几度大起大落，人生阅历???其丰富；其次，就电影事业而言，北野武以喜剧演员起家，又凭借一种冷漠、残酷的风格跻身世界知名导演之列，作为演员的他与作为导演的他彼此交织、融合；再次，北野武常常以一种编、导、演一体的方式切入影片的制作之中，展现出多重方位与视角的“全景化”姿态。具体到《花火》中，这样的特色同样得到了突出的显现，影片呈现出警匪争斗、家庭伦理、现实批判、黑色幽默等大量桥段的混杂交叠，甚至还不时流露出几分默片的古旧情调。然而，《花火》的多元杂糅不仅仅局限于主题、风格、叙事样态的简单拼凑，它还表现为一种更深层次的、对于个体生命存在的反思与体悟。在生命直觉主义者柏格森的理论视域内，如同流水般绵延不息的生命是整个人类生存的宗旨所在，而“生命运动的程序、层次、级量等决定着喜剧、正剧和悲剧的区别”[1]80。倘若深入到《花火》的具体情境中，不难发现，悲剧、正剧、喜剧的精神同样以某种贴切而独特的方式融为一体，它们伴随着影片的情节铺展而相互作用、彼此促发，共同演绎了个体生命之流由压抑到复苏，再到激荡、升华并汹涌澎湃的整个过程。 　　一、喜剧：无法承受的生命之轻 　　毫无疑问，喜剧演员的早期经历使北野武能够游刃有余地将大量喜剧元素植入自己影像世界。无论是疯狂恶搞的《性爱狂想曲》，还是柔软温馨的《菊次郎的夏天》，抑或充溢着杀戮与暴行的《大佬》、《座头市》，往往都因为恰到好处的喜剧桥段而增色不少。在《花火》中，大量喜剧成分同样点缀于故事情节的推进之中，它们使影片具备了一种无法用类型界定的独特风格，一种消解常规、打破“期待视野”的别样魅力。 　　关于在《花火》里穿插笑料的原因，北野武曾提到，那是因为“如果不适当地加些笑的要素，会非常沉闷”[2]。然而，喜剧在《花火》中的作用又决不仅限于此，它以个性化的方式展现了生命的困惑、存在的哀伤，以一种带着泪水的笑去关注人们最难以承受的生命之轻。 　　在《花火》中，喜剧性首先体现为一种借助“黑色幽默”而达成的批判效应。在影片开场，身着黑色西装、戴着墨镜、面容狰狞的山田毫不留情地将弄脏自己汽车的洗车工人踹翻在地，其神情、做派叫人不禁想起了杀人如麻的黑社会老大；然而，当山田摘下墨镜、穿上便服时，他那疲惫而警觉的目光，以及挂在颈上的工作牌都明白无误地透露出他的真实身份。于是，前后两种印象的相互抵牾在模糊“警察”与“黑帮”这两种概念的同时，也暗示了当今社会中暴行与残酷的泛滥状况。在影片的中段，报案者索赔不成，反而遭到警察们的殴打与取笑，这一貌似诙谐的场景则暗示了导演对警察局所代表的国家机器的辛辣讽刺。影片中的废品场老板也是一个颇具喜剧性的形象，在一场两车擦挂的事故中，他一开始表现得举止粗暴、盛气凌人，当被对方拎住衣领时却又立刻大声讨饶、道歉不迭。通过对这一形象的塑造，影片在嘲讽日本男性中普遍存在的恃强凌弱、欺软怕硬的现象时，似乎也将矛头指向了人类所共有的某些性格缺陷。 　　不过，喜剧在《花火》中的作用并没有停留于此，它在更大程度上体现了与柏格森学说的暗合。在柏格森看来，喜剧“就是一种游戏，一种模拟生活的游戏”[3]46。喜剧能够简洁明了地刻画人类生活中最普遍的机械与麻木，进而暴露出生命之流最为尴尬而局促的延宕状态。在《花火》中，通过喜剧性场景的不断演绎，这种延宕得到了具体、鲜明的体现。影片中极具喜剧效应的是山田抢劫银行的片段，一次被认为是极其凶险的行动，竟然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内便草草收场：山田手提装满钞票的包袱，在银行工作人员惊惧得甚至有些麻木的目光的簇拥下轻松离去。期待与事实的强烈反差，在带来滑稽效应的同时，也流露出一种漠然、无助的悲怆感受。更值得关注的还要数山田在抢劫前同废品场老板的对话： 　　“你能把那灯卖给我吗？” 　　“你指那顶警灯，你要它来做什么？” 　　“我想打劫银行。” 　　“听起来不错，拿去吧，它是你的了，祝你好运。” 　　两人的谈话轻松自如，就像是谈论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