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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社会管理模式创新及政策建议 　　近年来，北京结合实际情况，积极推进社会管理模式创新，在制度规则体系、组织机构体系及其运行机制三个次级系统方面都有比较明显的突破。总体来讲，北京近年来在社会管理模式创新方面步伐较快，成效也是显著的，但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群众的需求相比，仍然存在差距。 　　从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我国是高度计划经济体制，政府扮演着全能型政府角色。社会管理始终以政府为主，公共事业基本由国家统一管理和计划定价，呈现出强国家---弱社会的整体格局。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行，市场经济调节手段不断完善，政府职能边界开始逐步收缩，对社会的强势控制逐步放松和减弱，社会权力开始回归，社会独立性逐渐增强。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我国先后制定一系列教育、科技、文化、体育、卫生等公共事业领域管理体制改革的政策，开始推行政府主导、市场参与的公共服务和基础建设管理体制，强国家---弱社会的格局开始改变。20世纪90年代起，为推行市场化体制改革，减少政府财政支出负担，我国以电信部门改革为标志，在电力、自来水、城市交通等基础建设部门和教育、卫生等公共服务部门开展了不同形式的改革。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完善，加快了原有社会管理格局转换的进程。市场经济一方面督促国家权力继续从其过度干预的领域退出，回到正确的位置保持适当控制，另一方面呼唤强大而成熟的社会力量为其提供支持与保护。因此，未来的社会管理格局需要呈现出强国家---强社会的特征。 　　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建立“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这一提法奠定了新时期中国的社会管理将是以党和政府为核心，社会和公众共同参与的“多中心”社会治理模式。在这一模式下，执政党、政府、社会组织和公民在社会管理中各得其所、各负其责，体现了多元治理的思想。 　　2011年，胡锦涛主席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仪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对社会管理的重要意义、基本任务、当前面临的环境和未来重点工作做了全面论述。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继??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推进党和国家事业的必然要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对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中，用完整篇幅论述了社会管理创新，不仅充分肯定已经取得的成绩，而且为今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指明了方向。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要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加快形成政府主导、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加快形成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相结合的社会管理机制”。十八大报告对社会管理的论述从“社会管理格局”转向“社会管理体制”，并增加了“法治保障”的内容，充分表明了我国在社会管理中加大依法治国力度的决心。健全公共服务体系，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最终目的都是要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当前关于社会管理模式的 　　理解和实践 　　近年来，适应中央关于创新社会管理的要求，我国许多地区开展了社会管理创新，也形成一些典型做法和模式。影响比较大的主要有安徽铜陵模式、北京模式（包括鲁谷模式、西城模式、朝阳模式、顺义模式等）、广东顺德模式、上海模式（包括静安模式、徐汇模式等）、鞍山模式等。 　　2010年10月，中央综治委确定了北京东城、北京朝阳、天津滨海新区、山西太原等38个全国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地区，鼓励各地在破解难题、开展试点等方面发挥示范作用。两年来，各地不断探索，涌现出网格化服务管理、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基层社会服务管理、农村社区化治理等多种多样的社会管理模式创新典范。 　　从各地创新社会管理的内容和做法来看，虽然纷纷推出了许多新的举措，也取得了较好的成效，积累了新的经验，但当前对社会管理模式创新，缺少统一的，清晰的概念和认识。部分所谓的创新，是在提供社会公共服务、推进社会管理工作中推行的举措和做法，并不能作为一种模式，也很难具有典型的示范意义推广。 　　社会管理模式的内涵 　　究竟什么是社会管理模式？模式不是一般的做法，有其基本要素。回答此问题之前，先梳理下社会管理的相关概念。 　　对社会管理的基本概念，目前国内外尚无统一界定，但基本认识是统一的，即社会管理是指通过实施特定政策和行为从而实现特定社会发展目标的过程。首先，社会管理是一种管理，管理的目的是为实现特定社会发展目标；其次，社会管理的主体并不局限于政府，社会组织及社区基层等都可以成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