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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纠结了十四年官司 　　【√】因为一场官司，侯瑞昌的身体健康、家庭安宁都遭逢大变，如今身患癌症，出庭时还要带着急救包。熟悉侯瑞昌的人都说这是个“有才”的人，可惜被一场官司毁了 　　侯瑞昌的家在北京的三环边上，两套房子打通，装修依稀可见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富丽堂皇。按照他的话自己本是“最先富起来”的人，但如今却没了公司、没了健康、没了身份。 　　今年61岁的侯瑞昌，与北京市民政局民政事业建设处（以下简称建设处）及北京市民政局的财产权属纠纷，已经持续了18个年头，诉讼也持续了14年。最近一次开庭是5月6日，这也是该案十余年来第一次进入实体审理阶段。法庭上，侯瑞昌称，自己1543万余元个人财产被建设处和北京市民政局非法侵占；对方当庭否认，北京市民政局甚至认为自己不该被起诉。 　　这一场持续了十几年的官司，背后隐藏着的是一个经济体制变革时代的法???后遗症。 　　草根创业者侯瑞昌 　　侯瑞昌原系北京市第五建筑工程公司（国企，以下简称五建公司）技术干部。 　　“因为改革创新，我曾在五建公司小有名气。”侯瑞昌告诉记者，他19岁便在建筑业出名，那时候他发明了一种双曲屋顶支模方案。“这在当时是四级专家联合科研都没解决的问题，因为这项技术创新，我还受到了国家建委的表彰。” 　　侯瑞昌说，1985年，他因工作矛盾申请调出五建公司，“我当时申请局内调动，除了五建公司，哪个部门我都愿意去”。但侯瑞昌的申请最终未被批准，而后他选择自行离岗。“同年，公司将我除名。” 　　侯瑞昌这样的人在当时还有个专有名词——城市待工青年，指城市里未在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党政机关工作的年轻人。为了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国家开始鼓励他们自主创业。侯瑞昌赶上了这一波“下海”的潮流，自称“被迫”创业。 　　1987年，凭借自己以往在国企中积累的工程建筑经验和人脉，侯瑞昌开始组建自己的工程队进入市政工程领域，并以私人名义承揽了北京木樨地热力过河段工程的包清工。这也是侯瑞昌的“第一桶金”。 　　该项目于1988年1月进场开工，但仅仅一个月后就遭遇了资金不足的问题。为此，侯瑞昌与朋友黄小群签订了合作协议，对方投资5000元合伙成立一家私营企业，专门承揽各类市政工程。 　　就在木樨地工程竣工收尾的同时，侯瑞昌开始张罗到工商局、北京建委等部门办理登记注册。然而，虽然私人注册企业已经被允许，但市政工程主要是指由政府投资建设的城市道路、供水、排水等工程，对于该类公司的注册需要其提供相关的市政工程承包资质等级证书。这种资质证书的评定、颁发当时又只针对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拿不到资质证书，侯瑞昌就无法注册自己的企业。 　　国务院1986年下发的一份《关于进一步推动横向积极联合的规定》给了侯瑞昌另一种选择：该规定鼓励跨行业、跨地的不同经济种类的联合，于是他开始寻找可以联合成立企业的国有单位。 　　“当时我与北京四家局级单位商谈过横向经济联合，比较后，选定了建设处。”侯瑞昌回忆说。建设处是指北京市民政局民政事业建设处，这是一家行政事业单位。 　　据1988年时任建设处处长李逢顺证实，侯瑞昌与建设处于1988年3月建立横向联合协议，协议主要内容是，双方联合成立一个市政工程公司，由建设处负责为市政工程公司申请资质、办理市政公司执照，除此之外的投资、工程来源等由侯瑞昌负责，侯瑞昌每年需交给建设处联营管理费，第一年10万元，之后每年递增10%。 　　就这样，侯瑞昌带着他之前的“第一桶金”进入了建设处。据侯瑞昌自己说，“净资产达12万元，人员发展到80余人。” 　　这种私人投资、公家负责注册的企业在十年之后被经济学界赋予了一个称号——红帽子企业，喻指私营企业家找个“婆家”以获取政治上的保障。 　　从“联营”到“挂靠” 　　但侯瑞昌的如意算盘并没有完全实现。 　　在后来的诉讼中，李逢顺提供给法庭的证言显示，由于当时办理施工公司执照很困难，建设处过了一个多月还没将执照办下来，为了不使协议好的横向联合体解散，建设处提出了临时过渡方案：即在市政公司办成之前，由建设处暂借建设处下属的北京市民政建筑安装工程公司（以下简称建安公司）四处公章、执照副本，交由侯瑞昌对外经营，边申办市政公司边营业，暂时由建安公司替四处代收代缴税金，四处不归建安公司所有和管理，也不向民政建安公司交纳管理费，直接将管理费交给建设处。同时，侯瑞昌被任命为建安公司四处主任。 　　按照侯瑞昌的说法，四处在此之前只是一个空壳子，所有的资金、人员都是他带来并且管理的。证据有二：一是1988年度联营管理费是由其直接向建设处缴纳的；二是四处具有一个独立的银行账户，这是建安公司其他处所没有的，说明其财务独立。 　　但从1989年开始，资金匮乏、惨淡经营的建安公司，眼看着四处向建设处交纳的管理费越来越多，于是找建设处吵架，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