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生产知识与观念合奏.docVIP

现代性生产知识与观念合奏 　　一、现代中国大学出版业与民营出版业概述 　　从产生的时间来看，中国现代大学出版远远落后于世界大学出版业。1877年“在华传教士大会”上设置的“益智书会”为中国大学出版之滥觞，5年后，位于山东登州（今烟台市）的教会学校“登州文会馆”开始自印教材，正式开创了中国现代大学出版之先河。 　　以英国、加拿大与美国的长老会差会（Presbyterians）为主的基督教会，是创立中国教会学校与大学出版的主力军。1906年，基督教会在苏州的东吴大学（今苏州大学）创办了中国第一份大学学报《东吴学报》，是为中国大学期刊出版之滥觞。 　　完全由中国人自创、自办的大学出版社是北京大学出版部，在“后五四”的短短数十年时间里，发展壮大，成为了当时国内首屈一指的大学出版社，在抗战前期，该社曾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大学出版社，其“硬件”曾为当时全国之冠。“印刷机、石印石各有七八副，均用电气转动，工人近百人”，甚至“大利所在、利息巨万”。但同时该出版部也兼顾学术价值，“为学术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历史上光辉的一面”。（白化文，2003）在北大出版部的带动下，当时全国各大学出版社纷纷成立，其中相当多的大学非基督教会学校，如武汉大学、东吴大学等，都按照北大出版部的模式，结合自己学校的情况自办出版。 　　我们无法忽略的一个史实是，上个世纪30年代，随着城市文明、工业社会在中国的兴起，以现代传媒业（包括社会出版）为代表、以上海为核心的都市消费景观开始登上中国日常生活的舞台，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纯商业化的民营出版的利润空间、社会影响力、涉及面及其在都市社会中的发展前景，远远大于学术出版。 　　中国的民营出版业几乎与大学出版业同时起步、发展，共同形成了“江湖庙堂”的二元对立的局面，从表面上看，两者在同一个平等市场中同等竞争，刚刚崛起的中国大学出版业很快就遭遇到了强劲的竞争对手，但从本质上看，两者又相互依赖，互补有无，共同打下了中国出版业的基石。 　　与大学出版业一样，中国的民营出版业发轫于晚清“洋务运动”，亦是因为外国人翻译圣经、出版期刊而诞生，同属“西学东渐”的重要产物。当时的出版业多以“书局”而冠名，主营业务一般是教科书、基督教读物、科技译著与通俗小说小报的出版，且多集中于上海一地，成为了新思想、新观念与新生活方式传播的主要媒介。“新文学革命”之后，“西学东渐”到达了顶峰，中国民营出版业迎来了百花齐放的春天，以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与开明书店为主体的“五大家”宣告了中国民营出版业强大实力，民营出版业也从单纯图书出版发展为期刊、报纸的出版、发行以及广告、海报的印刷制作，其中以《良友》《玲珑》为代表的都市期刊，构成了中国近代出版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如果说，大学出版是“播撒新知”的话，那么民营出版自然是当仁不让的“改造文化”了。 　　两者所面对的受众、出版理念皆不同，但相同之处在于，两者皆致力于一种“现代性”的建设，都是利用现代传媒技术来实现一种信息的公共传播。只是大学出版社传播的是知识，而民营出版业则侧重于观念的传递。 　　抗战结束后，无论是重“文艺”的民营出版业，还是以“学术研究专著”为主的大学出版社，均无一例外地受到重创，“上海的出版界几乎可说是停顿。文艺单行本不出，学术研究专著更是绝无”。（漱六，1944）但一批出版人筚路蓝缕，以武汉大学出版部、北京大学出版部为代表的大学出版社与以文化生活出版社、世界书局为代表的民营出版机构却在烽火中辗转办刊，从上海播撒火种到重庆、昆明、香港、武汉等大后方，大大保存了实力。在上个世纪40年代的抗战之后，中国的出版业又迎来了短暂的“春天”，由此可知通过30余年的艰辛努力，中国大学出版业与民营出版社共同为中国民族出版业的复兴乃至1949年之后的中国出版业的发展打下了重要、坚实的基础。 　　二、现代中国大学出版业与民营出版业的两点共同特征 　　综观中国现代出版史，绝不独有大学出版与民营出版两种形式，而是包括了协会出版、官方出版等多种样态，它们共同构成了复杂的出版体系，但从影响力的角度来看，大学出版与民营出版却是不分伯仲的两大主力军，前者以生产知识为己任，后者以传播观念为核心，两者同步诠释着“现代性”的生产——这既是生产过程的“现代性”，也包括对“现代性”这一意识形态层面的生产。而且，它们共同发轫于“西学东渐”，初创于“辛亥”与五四期间从封建社会转向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过渡期，在北伐、抗战与十里洋场的上海摩登中艰辛发展，逐渐由小到大，从弱变强，成为现代中国新观念、新知识生产、传播的主要媒介。因此，对于两者的比较研究，理应有着较为重要的当下价值。结合上文所述，本论拟从如下两点人手来叙述其具体表现特征。 　　首先，两者都是建立在“西学东渐”的时代背景下的新生事业，作为重要大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