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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终结与全球性未来 　　“现代性”与“全球性” 　　这个题目，其实没有确定答案，这是一个新问题，而且是一个尚未稳定的问题，还在变化中，所以我不能说已经有个能够看得很清楚的答案，也许会有许多答案。因此，我愿意和大家一起思考。 　　面对新问题，首先的困难就是没有一套现成适用的成熟概念，能够用来恰当地反思正在发生剧变的时代。有些人也许不同意，因为现代思想就是我们手头现成的成熟观念，一直都很好用。可是，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就是现代正在终结，而一个新时代正在开始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已经有几十年甚至上百年，这取决于什么样的划分标准。现代的衰落是慢慢发生的，是在现代的盛世就开始的，新时代的发生也是一个过程，并没有一个清楚的起点。也许，我们可以称呼这个新时代为“全球时代”。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全球化甚至在他那个时代就开始了，那时不叫全球化，而说世界化。马克思是对全球化最早进行反思的思想家，他相信每个国家的解放问题必须通过“国际主义”（英特纳雄耐尔）去解决，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应该联合起来打倒各国的资本主义。但马克思似乎没有意识到，至少没有严重地意识到，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未必能够联合起来，而全世界的资本家反倒是有可能联合起来。这一点有些悲剧色彩，后来的全球化事实说明，各国的无产阶级之间存在严重的利益冲突而很难大公无私地联合起来，而各国的资本家却在某些方面更有条件同流合污。 　　马克思也是反思现代性的最早思想家之一，但那时的现代性问题并不严重，相反，那时属于现代盛世。100多年来，尽管有许多欧洲左派思想家或激进思想家一直对现代性进行批判，但现代性还是一路高歌成为了世界的秩序、价值观和通用标准。现代创造的各种世俗好处都是具体而实惠的，貌似立竿见影的灵丹妙药，比如各种技术进步所创造的物质、便利和享受，个人权利所保证的自由，市场化和民主化所制造的半真半假的平等，而现代产生的各种痛苦和危险却比较抽象和隐蔽，就像慢性病一样，因此，许多人相信，现代具有无限进步的能力，能够在不可救药之前克服各种挑战。 　　曾经有一种说法，是福山发挥黑格尔的说法，叫做历史的终结。经济和民主得到充分发展的现代性被认为就是历史的终结。这个说法很快就被事实证明是错的，在现代性的顶峰之时，历史很快就重新开展并且全面进入全球时代，而真正终结的是现代。现代性的终结也是全球时代创造了新游戏的时刻。这是一个思维和行动经常失效的年头，人们能够熟练使用的思维方式在对付新时代和新游戏时，往往是无效的，于是出现各种各样奇怪的事情，好像难以解释也一筹莫展。约书亚·雷默在《想不通的时代》中描述了美国主导的各种现代策略似乎突然都失灵了，甚至适得其反，比如国际秩序、金融危机、经济危机、气候变化、环境治理、地方动荡或各种目标不清的革命，与其说是动乱，还不如说是乱动，诸如此类各种“想不通”的事情。总之，在今天，现代的概念和逻辑很难解释问题到底是什么，或者说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思考新游戏。 　　人们一般相信世界现在仍然处于美国主导的状况，美国作为游戏操盘人，应该比较清楚这个世界在干什么，许多事实暗示美国似乎也不清楚世界怎么了。美国20年来干了很多得失难说的事情，比如伊拉克、阿富汗战争到阿拉伯的各国革命，尽管美国大力投入，却似乎没有摆平局面，仍然战乱不止，很难说处处动乱对美国治下秩序有什么明显好处。现在美国又转向亚洲。这一切行动在动机上很合情，都是为了美国利益，但是否在思维上合理，就难说了。“事与愿违”是这个时代的一个典型状况，以现代游戏的逻辑去操作全球时代的游戏，就难免“事与愿违”。 　　中国的情况就更复杂了，作为高速发展的新兴国家，中国一脚踏着过去，一脚踏进未来，新老问题同时存在，同时存在于过去和未来的两个时空中，类似于量子同时存在于两个空间。于是，中国不得不同时操作两种游戏：现代游戏和全球游戏。就是说，中国的现代性到今天仍然在建构过程中，可同时又已经深深加入了全球游戏，参与建构世界的未来。双层身份和双重游戏使得中国的问题更加复杂难测，但也并非没有优势，双重视野虽然混乱，却也提供了反思的机会，不至于固守既定观点。 　　为什么对于今天的问题，思维容易受挫，事情容易想错？这是我们今天试图在一起共同思考的问题。思维失效在学术上的征兆，我相信有目共睹，典型表现在经济学、政治学、哲学以及历史学等领域的话语变得非常可疑。比如说，十年前经济学是很受信任的，但是最近几年尤其是金融危机之后声誉大挫，人们发现经济学家并不那么可信。这不是经济学家的错误，而是长期以来一直使用的那些现代思维框架、概念和方法论可能不再适用新游戏，至少不足以反思新游戏。有个反潮流的经济学家纳西姆·塔勒布指出（Antifragile，2012）：现代知识论的追求本身就非常可疑，现代试图预知未来，确定一切情况，然后建立坚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