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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第二春”重要战略选择 　　核心提示：当前首要解决的问题是扩大内需，这是最大的结构调整；中国经济升级版的打造，在相当程度上需要长江流域经济的进一步崛起作支撑。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要扩大内陆沿边开放。创新加工贸易模式，形成有利于推动内陆产业集群发展的体制机制。支持内陆城市增开国际客货运航线，发展多式联运，形成横贯东中西、联结南北方的对外经济走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进一步强调，要继续深入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完善并创新区域政策，重视跨区域、次区域规划。 　　打造中国经济“第二春” 　　沿海地区和长江流域，近现代以来，一直是中国人口密度最高、城市密度最高、经济活动密度最高的两大经济带。 　　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发展，起始于东部沿海地区。上世纪80年代的深圳，90年代的浦东，率先改革开放，产生带动效应，沿海经济迅???崛起。当时，也曾经有人提出“弓箭型”发展战略，即以沿海地区为弓背，以长江流域为弓箭，张弓搭箭，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 　　但是，由于分税制改革后逐渐形成的区域性竞争发展格局，以及全球制造业中心转移，制造业外资又扎堆落户率先开放的沿海地区，结果，出现了“弓背强、弓箭弱”的发展态势。 　　同样，上海浦东开发开放的最初设计是“一龙头、三中心”，所谓“一龙头”，就是要求能够带动长三角以及长江流域经济的发展。这一战略目标实际上也没有很好地实现。由于外部行政分割和内在政绩追求的影响，沿江省市各自为政，单打独斗，甚至以邻为壑，统一的市场环境始终难以真正形成，跨区域经济合作和联动也一直停留在很低的层次上。 　　30年以后的今天，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外部环境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前首要解决的问题是扩大内需，这是最大的结构调整。潜力来自于差距，扩大内需的潜力来自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发展差距的逐步缩小。如同李克强2012年12月28日在九江主持召开的区域发展与改革座谈会上分析的那样，中国6亿多农民与6亿多城镇人口的收入差距超过3倍，东部地区人均GDP超过8000美元，中西部最低只有1000多美元，这两大差距的逐步缩小，能够成为“发展的潜力和富民的动力”。李克强的判断是：“内需潜力东部有，中西部回旋余地和发展空间更大，沿江地带是重要的战略支点。” 　　缩小城乡差距靠城镇化战略，缩小区域差距，不能仅靠国家财政转移支付，从根本上说要靠区域协调发展。以流域为纽带，以沿海为带动，以腹地为重点，东西联动，梯度推进，共同发展，不仅符合经济发展规律，而且是打造中国经济“第二春”的重要战略选择。由于黄河已成为地上河，不能航运，中国最大的航运通道就是长江了。换句话说，中国经济升级版的打造，在相当程度上需要长江流域经济的进一步崛起进行支撑。 　　“三三制”发展战略 　　长江流域的战略地位很重要，发展条件很优越。首先是地理区位，贯穿东西，中端南北；其次是资源禀赋，全国2/5的水能资源，1/3的粮食生产，1/2的内河航运里程，承载全国85%铁矿石、83%电煤、87%外贸货物的运输；再次是发展潜力很大，流域人口占全国36%，GDP总量则是37%，也就是说，经济发展水平仅处于全国的中位数，如若能够有效提升“黄金水道”的含金量，进而促进流域经济的优化整合和转型升级，那么，对于中国经济保持长期稳定增长，将作出不可替代的重要贡献。 　　长江经济支撑带的建设，可以沿袭一个“三三制”的发展战略。 　　“三点（上海、重庆、武汉）合力，带动一条线（长江黄金水道或流域经济）”。以点带线，以线及面，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方略中最为基本的战略思路。 　　“三流（物流、人流、资金流）整合，支撑一个面（中国经济）”。长江经济带，关键词是一个“带”。之所以成为“带”，需要的是相互连接。没有连接，各自为政，形成的只是零星的碎片。靠什么连接，行政性合作固然需要，但更需要市场层面的经济连接。在市场层面上，产品和产业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经济资源和生产要素的市场平台，是物流、人流、资金流的有机整合。 　　“三管（改革、开放、发展）齐下，努力打造一个历史新纪元”。 　　这里所说的改革，指的是全面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尤为重要的是发挥市场决定作用的“去行政化”改革，打破行政区划的藩篱。 　　这里所说的开放，有两层意思：一是上游对南亚和东南亚的市场拓展和经济合作，尤其是建成中巴、中印缅经济走廊，以及下游进一步融入经济全球化；二是通过开放促进改革，带动发展。 　　这里所说的发展，特别强调依托三大城市群（上海自贸区、长三角规划区、长江中游、成渝），做强三大航运中心（上海、武汉、重庆），整合七个区（长三角、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两型社会、成渝城乡统筹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最终拓展中国经济发展空间，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