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略性传播视角看全球化背景下政府媒介管理“大部制”改革.docVIP

从战略性传播视角看全球化背景下政府媒介管理“大部制”改革 　　作为深化改革的重要步骤，“大部制”成为政府机构调整的热点，而涉及媒介管理体制改革的“署局合并”更是吸引了广泛的关注。本次改革处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面临着不同于过去的任务，需要在实践中体现出一定的预见性与创造性。战略性传播作为世界前沿的传播学理论，对世界传播业态的发展有着很强的适用性和指导性，本文将借助战略性传播的相关理论对全球化背景下媒介管理体制的“大部制”改革进行深入的分析。 　　战略性传播 全球化 “大部制”改革 媒介管理体制 　　严三九，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刘峰，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2013年，新闻出版总署与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的“署局合并”成为一个焦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媒介管理体制经历过多次改革，而此次改革因为处于中国国力不断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日益提升的背景下，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也引起了学界的深入研究，本文将在分析“署局合并”影响的基础上，结合战略性传播的相关理论，对我国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政府媒介管理体制改革予以探讨。 　　一、政府媒介管理体制创新的全球化背景分析 　　全球化已经成为当代世界最基本的特征之一，技术革命、国际经济的进步、文化交流的频繁都在不断推动全球化进程的发展，尤其是依托于数字技术革命的信息化更是把现代化、全球化推向一个更高的阶段，经济全球化、文化全球化、信息全球化都对人类社会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 　　在全球信息化的发展过程中，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的差异等原因，导致了世界信息生产和传播发展不平衡。目前我国传媒业实力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很大的差距，“世界各地的新闻90%以上为美国和西方国家所垄断，美国在国际文化市场上的份额高达42.6%，而中国仅占1.5%……西方9家大型媒体跨国公司占领了世界95%的传媒市场，在因特网上的信息输入与输出流量中，我国信息在输入流量中仅占0.1%，输出流量更只有0.05%”。[1]所以，我国传媒业在世界传媒市场中的地位与影响同我国目前的经济地位、政治???响不成正比。因此，加强当代中国战略性传播便具备了更强的迫切性与必要性，这需要在政策支持、传播内容、传播路径等多个维度进行全局性规划，并且是一项全局性、战略性的系统任务。 　　在以上多个维度当中，政府的媒介管理体制对传媒业的发展有直接的推动和促进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全球化背景下决定我国传媒实力整体提升的关键因素；主动地、创造性地改进宏观媒介管理体制和方法，对顺利开展对外传播工作、提升国际影响力也有重要意义。此外，目前数字技术正在进行革命性的发展与进步，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都为我国传媒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更为充分地参与国际竞争提供了历史性的契机，而能否抓住这个契机，政府的媒介管理与引导至关重要。 　　为了适应时代的前沿要求，应对全球化过程中错综复杂的传媒业发展形势，需要发展新的理论为媒介管理实践提供有力的指导。战略传播是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着重发展的新学科，整个理念体系正在显现。战略传播的理念与学术构架直接针对全球化背景下各种国际国内问题，能够为这些问题的有效解决提供很好的理论指导，对于正确认识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媒介管理体制的发展与变革也有借鉴与指导意义。 　　二、战略性传播内涵与外延的界定 　　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战略性传播理论具有综合性强、理论程度高的特点，具有广泛的国际应用背景。为了解决当代中国发展的实际问题，结合具体的国际背景与需要，应创造性地运用战略性传播的理论和方法，使它能够适应多变的传播实践的需要，更好地发挥应有的作用。 　　这就要求结合中国实际对战略性传播的内涵与外延进行重新界定并予以拓展。首先，战略性传播的内涵不仅包括具有整体性作用和意义的具体的战术方法，更要突出和强调能够起到关键性与方向性指导作用的宏观战略。战略的意义在于系统、全面地思考问题，这不仅需要针对具体的传播活动的研究和探索，更需要在学理层面对战略性传播进行抽象、宏观、系统的把握。 　　其次，战略性传播的理论与方法具有很强的适用性，对人们不同层面的传播活动都具有指导意义，所以应当根据实际的传播实践拓展战略性传播的外延。从宏观层面讲，战略性传播理论可以为国家整体的传播活动与管理提供借鉴与指导，为国家发展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从中观层面讲，战略性传播理论能够使政府工作更为科学，更有效地管理、协调不同类型的传播媒介的健康发展，促进我国传媒市场不断优化；从微观层面讲，传媒公司、企业、单位为了获得长足发展而进行的不同类型的运营活动同样属于战略性传播的范畴。具体到政府的媒介管理，也相应地体现在不同的层面，从宏观的传媒政策的制定到具体的规章制度的执行，从国家管理体制、部门设置的调整到不同媒介形态的运营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