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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教学到理论践行中国当代音乐成长 　　2013年清明节前，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了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博导姚恒璐教授的个人学术论文集《乐海探象》，书中汇集了作者在1993～2011年期间发表于不同期刊上的文章，共79篇计87万字。与此同时，姚恒璐教授的歌曲作品CD唱片《抒情歌曲集》，也相继出版。同时，姚教授与该出版社合作，主编出版了一套作曲技术理论类“博士论文集”（作者有：冶鸿德、李如春、杨正君、唐小波、檀革胜、纪德刚），并主编了《中国当代室内乐作品集》（第一辑、12位作者的作品曲谱和CD同时出版）。 　　而此时，姚恒璐教授的民乐新作《六律》，亦在苏州举办的华人女作曲家协会“觉醒——佛乐作品音乐会”上首演。该曲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六”字隐喻顺乎自然、顺乎天意的人生境界；又以“六律六吕”组成“音律”，意指行为准则中的“自律”；希望以“六律”之音乐，体现在大自然阴阳关系的统领下，人生哲理（礼）与传统律制（乐）的双重神韵。 　　音乐如人，《六律》中，姚教授以《看世界》《听雅音》《闻正气》《品生活》《感召力》《思进取》六个标题用音乐表达对人生的认识与总结。反观作曲家自己的成功之路，姚恒璐教授也正是这样一位儒雅正直的学者型作曲家、音乐教育家。 　　（一） 　　作为改革开放后在中国音乐发展史中承上启下的一代作曲家、作曲理论家，姚恒璐的成长经历和很多同时代的成功音乐家一样，身上留下了时代的印记。他1951年出生在北京一个音乐世家。父亲姚思源教授是首都师范大学音乐系第一任系主任、著名音乐教育家和儿童音乐作曲家；母亲李晋瑗教授是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幼儿音乐教育专家。 良好的家庭教育和艺术熏陶，使姚恒璐很小时就接触到许多中外著名音乐家和音乐作品，对音乐产生浓厚兴趣。少年时代在中央音乐学院附小学习钢琴、在北京少年宫友谊合唱团参加合唱、在八中参加国庆鼓号队的小号集训，这些经历都为姚恒璐的音乐功底和浓厚兴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文革期间，身为北京第八中学老三届的学生，姚恒璐不可避免地与同龄人一起汇入上山下乡的洪流。在那个生活单调、文化枯竭的时代，是他手里心爱的手风琴，和他形影不离，随同他上山下乡、转战南北，成为他生活中的伴儿。1976年，姚恒璐进入山西大学艺术系作曲专业学习，毕业后先后担任了实践性极强的普及性音乐工作：在山西雁北地区文化局担任负责全区13个县音乐活动的音乐干事；回京后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任音乐编辑。1989年考入英国利兹大学音乐学院，1994年完成学业，成为该校第一位获得作曲专业博士学位的毕业生。同年回国，开始担任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长期担任作曲主课及“二十世纪作曲技法分析”、“二十世纪作曲”等专业课的教学工作。他第一个开辟了“现代作曲技法”专业课程，是作曲系作曲专业博士生导师之一，我国二十世纪音乐分析领域的权威专家，在创作、教学与学术著述方面均有成就。 　　音乐学院最高学府“海归”不少，姚教授似乎属于另类。他为人低调，心怀恬淡，做事业却是勤奋执着一丝不苟。著名作家石黎生在一篇专访中对他有这样的描述：“姚教授虽说属于‘海归’派，但在他身上找不到一丁点儿‘海味’，没有那种自我感觉良好，高不成、低不就在海外‘镀过金’的感觉，看上去倒像是一个极为随和的国内学者，待人一直和蔼可亲，性格不紧不慢、不温不火。作为音乐人，姚恒璐名气没有国内某些因作了一首曲子就名扬四海的音乐人那样‘大’；作为教授，收入没有因为在电视上讲一堂课就一夜暴富的某些名师那样‘多’；作为作曲家，身份没有因为一首歌曲的播出就在镁光灯下侃侃而谈的人那样‘火’。但行内人一看，就知道他心中藏着做事业的能量与学养。” 　　（二） 　　姚教授为人师表，教学中对学生认真负责。他平时话不多，但讲起专业和学术见地，却可以滔滔不绝，而且直言不讳。姚教授是学科带头人，不仅教学上有独到见解，而且对学院整体学科建设怀有自觉的使命感和责任心，他先后提出：作曲专业“三种音高思维的理论与实践”、“非调性音乐内的潜调性内涵”、“作品分析中综合分析方法的确立与运用”等学术研究观点。目前，在作曲专业教学中，传统的“四大件”课程存在明显的彼此割裂、互不联系的现象，延伸到学生作品分析与创作中，便导致技术细节与整体结构布局脱节的弊端，教学不能与之共用。姚教授在研究与教学中，富有突破性地提出了自己的设想。他说：“就学科建设而言，目前我国音乐院校的大学课程，曲式要等二年级才上，复调、配器有的在三年级才上。而大多数学生在三年级开配器课之前就已经接触了室内乐创作，一年级的创作就已经涉及到近现代风格和民族风格的写作问题。因此，教学内容的陈旧以及部分技术理论学习与创作实践脱节亟待更新，知识结构需要合理布局。应该在作曲系一年级甚至高中阶段即开设旋律写作和复调课，尽早培养学生多声部线条和对位的内心感觉，规范和完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