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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舆论监督合法偏离 　　舆论监督是人们力图通过媒体的力量改变行政当局的某些观念、政策以及行为方式，这实为一种说服的过程。根据修辞理论，说服是一种典型的合法偏离过程。所谓合法，就是说服者通过寻找被说服者的思想前提，理解其真实观念所在，从而在被说服者所认同的观念框架中寻找到说服的依据，此点即舆论监督的方法。所谓偏离，即说服者的目的，它与被说服者当前所持观点、所执行的行为明显不同，此点即所谓舆论监督对象。社会发展阶段、政策、媒介技术等，均会影响媒体舆论监督的“说服”方式。 　　监督对象偏离：从公权力偏向道德 　　学者们对舆论监督的内容一直存在争议，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陈力丹、喻国明等认为舆论监督实为对公权力的监督，而孙旭培则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认为舆论监督还可针对“坏人”、“坏事”。 　　舆论监督概念的不同，一方面说明舆论监督本身不简单，另一方面说明舆论监督的现实境遇。对公权力监督薄弱，对“坏人”、“坏事”监督较多，主要原因在于舆论监督的对象出现偏离。舆论监督为寻求自身的合法化存在，或者说为寻找政府的支持，主动沿着政府的相关思维进行监督，从而形成在现有环境下进行监督的氛围。华西都市报原总编辑席文举曾坦言其舆论监督的方法：只报道政府想解决、能解决的事情。其目的在于让政府满意、群众支持。 　　监督空间偏离：从此时此地偏向异地和新媒体 　　舆论监督空间偏离实际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地域空间偏离，二是媒体空间偏离。前者主要指异地监督，后者则是跨媒体监督，两者均脱离了行政机构对媒体的控制。 　　20世纪90年代，我国舆论监督风起云涌，在国内产生了三大舆论监督载体，一是央视《焦点访谈》，二是《南方周末》，三是《中国青年报》。这几家媒体开风气之先，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但是仔细考察这些媒体的报道对象，异地监督特色明显。《南方周末》就很少报道广东的负面新闻，《焦点访谈》多是针对地方加以监督，《中国青年报》则直指看似不是很严重的问题加以监督，创立《冰点》周刊。异地监督能极大地避免地方政府对新闻舆论监督的干扰，从而生存???去。 　　随着媒体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网络、微博等的发展，媒体的舆论监督又有了进一步发挥的空间，从传统媒体向网络媒体发生偏离。一些记者将未刊登的稿件置于网络上，使其流行。还有一些记者直接以记者手记、记者经历等形式，在微博上对其活动加以直播，从而间接地形成舆论监督，当然这种舆论监督不是结果监督，而是一种过程监督。 　　监督理念偏离：从发现问题偏向解决问题 　　学者吴廷俊认为，“政治家办报”、“正面宣传为主”是理解当代中国新闻政策的核心所在。邓小平同志也提出过类似的观点，媒体可以进行批评，但“应该是建设性的批评”。①学者张昆认为，建设性包括三层含义：“一是出发点应该是为了解决问题；二是批评者应该提出积极的改正意见；三是新闻媒介批评的形式、范围要合乎党的原则，遵守党的决定。”②从表面上看，这似乎不是问题，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本是提出问题的前提，但实际上我们仔细思考便会发现其问题所在：记者的职业使命在于发现问题，而非解决问题。记者的社会责任在于真实地记录时代的发展历程，而非影响时代的发展历程。当然记者也有可能影响时代历程，只不过影响仅是记录的副产品，如果媒体动不动就想影响时代的发展历程，它又怎能那么容易保持价值中立的原则，而这却是记者或新闻行业的立足之本。 　　回过头来看，媒体主动执行内容偏离，实际上谋求了其存在与发展的空间，因为就中国的发展阶段与发展现实来看，很多东西本身就不完备，其发展需要呵护。如果一味地批评，发展将难以持续，同时新闻舆论监督也难持续。舆论监督在理念上出现偏离实为扩展自身生存空间的一种努力，据此以扩大媒体的影响力与知名度，不过，此种操作导致媒体运作偏离了新闻的本真。 　　监督方式偏离：从直接监督偏向间接监督 　　目前的舆论监督实际上是一种间接监督，原因在于信息不对称和权力不对称。首先，在信息公开未能全面良好地执行的情况下，公众获知的信息相当有限。这就决定了舆论监督只能是基于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监督，此时对监督对象或内容进行质疑、扩大甚至过度阐释便成为监督的主要方法；其次，在权力不对等的情况下，公众实际很难对公权力实行制约，因此往往会从公权力执行者的私人生活等边缘方面对其加以监督。无论是哪种情况，都决定着我们的舆论监督不可能是直接的监督。 　　这就产生了三种方式：一是舆论监督主要是以新闻的方式出现，此时通过新闻提供的事实，舆论监督获得生命力。二是舆论监督以对碎片化事实尤其是公众人物的个人生活（如“表哥”、“表叔”、“房叔”、“房婶”等）进行报道，以此引起普遍的关注，最后通过普遍的关注倒逼信息公开和权力制约。三是通过记者手记、评论表达等方式，记者间接地用“观点表达”的方式表现出来。此种方法的使用实际上是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