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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碎图景时代巨轮下卑微叙事 　　前几天，清理一些旧物，居然发现保留了从1986年开始的日记。 　　1986——，站在2013年的天空下，有一种恍然隔世的空茫，我力图还原它的气息、它的声音、它的色彩和光影，但目力所触的现实却让我产生了真切的错乱感。在从童年到中年的时间恒河中，在几乎没有弄清如何长大，却已被时间之手推向中年的现实处境中，我猛然意识到七零后已经迈进了回望青春的行列。可是我们拥有怎样的青春呢？和五零后、六零后直接参与、见证诸多的宏大叙事比较起来，我日记的单调、乏味不过是通过时代巨轮下一个卑微个体的微叙事，隐喻了一代人同样单调、乏味的青春而已。可是，相比翻天覆地的时代，个体的成长真的可以脱离时代洪流的裹挟吗？ 1980年代：意义的焦虑与理想主义的浸淫 　　关于1980年代，我最想说的是“意义”二字。这是一个有意义的时代，我也总是被父母、老师教育要做有意义的事，要过有意义的人生，要写有意义的作文，以至于二十七年后的今天，我翻开日记本的刹那，眼前浮现的场景竟然是语文老师当着全班同学念日记的一幕，这显然暗示了我更为真实的处境：在老师认可的背后，是我童年时代对真实感觉的背弃和因为无法真实表达所带来的迷惑。 　　在我印象中，多数孩子都将日记视为一种苦差，东拼西凑，草草对付。而我意识到戴着寻找意义的帽子，日记并不能为个体提供自由表达的空间后，内心几乎陷入了一种被窥视的焦虑，这直接导致大而无当的抒情、表态在日记中的泛滥成灾。我无法想象当初怎样的冥思苦想，才提炼出那么干巴巴的几条意义，我无法理解语文老师为何总要费尽口舌再三强调提炼主题的重要，以至于漫长的学生时代中，面对语文课的学习，我几乎始终笼罩在一种寻找确定性的迷惑中，而无法凭借直觉确信表达孩子简单的快乐、关注路边的蚂蚁和落叶其实就是最大的意义。面对中国孩子都遭遇过的《记一件有意义的事》，我相信牵老奶奶过马路、给爸爸妈妈端茶倒水直到今天依然闪烁着道德的优越，并且很快找到一条抵达意义的通道。多年以后，当我读到萧红的句子，“我家有一个大花园，这花园里蜂子、蝴蝶、蜻蜓、蚂蚱，样样都有。蝴蝶有白蝴蝶、黄蝴蝶”，“祖父带一个大草帽，我戴一个小草帽，祖父栽花，我就栽花；祖父拔草，我就拔草”，第一感觉竟然不是来自文本的美感，而是萧红自在的孩子气突然冲撞我心灵的隐秘角落所生的委屈和愤怒：为什么萧红可以这样写？而我们却被老师告知不能这样写？可惜整个学生时代，没有一人将我从这种意义的纠结中救赎出来，以至于我形成了偷偷摸摸的写作心态，仿佛写作仅仅是为了发泄成长过程中遭遇过多说教的不满，仅仅为了祭奠丰富却不能表达的童年。我惊讶地发现，在成年进入大学工作后，二十多年了，这些经由应试模板进入大学的孩子，所写的作文几乎和我学生时代一样，宏大而空洞，充满了无处不在的确定性和意义的膨胀，独独缺乏属于个体的鲜活和生机。从我的童年开始，延续至今天，孩子成长和错位教育之间的深层纠缠显然并没有分离。在一个孩子们的生存场域只能从一个学校到另一个学校的时代，任何个体的觉醒，其起点如果只能够从否定过去的生活、思维、情感，甚至知识本身的真实性开始，显而易见，这种成长天然地带上了深深的缺陷。在感觉蒙蔽、概念、教条和知识横行的求学阶段，我们被意义的沉重帽子压着，对身边真实的生活视而不见，在感觉最为敏锐的孩提时代，夹杂对意义提炼的急切，就这样丧失了比黄金还宝贵的感受细针密缝生活的机会。我由此想到了韩寒这个被今天的孩子视为精神偶像的年轻人，他巨大的号召力暗含了一个群体无法反抗且无声的命运，昭示了一个群体对贫乏、说教、压抑、功利和单调生活的厌弃，以及对一种自在、自尊、充满信任而又备受尊重的青春生命的向往和追寻。韩寒成功的背后拖着一个硕大的阴影，无数孩子忙碌而无奈的背影罩在阴影里，如果不遭遇信息时代提供的机遇，无数个韩寒就只能像我的同龄人一样，遭遇一种无声的沉默和最后的顺从，永远也不可能竖起青春的旗帜。 　　但能说1980年代负载在意义之上的理想主义没有对我的精神生命产生影响吗？与日记的贫乏相对照的是，1987年我竟然写了一本诗，并且拥有一个和时代完全吻合的名字——《彩色的梦》。这本红色绒面只在几个知心朋友中流传的少年习作，几乎构成了我蒙昧、迷惑而又漫长青春年代的隐喻。这使我意识到在体制化的教育场景下，对七零后一代而言，事实上存在一个精神成长的境遇。在表面的僵化和刻板下，我漫长的中学时代实际上还有另一个丰富、烂漫、不为人知的世界。1980年代的理想主义对我有着真实的影响，那时年代大学校园的精神氛围尽管不可能完全辐射到一个僻远的乡村中学，但其边际效应的传递还是会无形中对其中的一些孩子产生真切的作用。无论当下的某些学者怎样理性地提醒，1980年代已经成为一个被美化和幻化的时代，我还是要以一个中学生的感觉确认这个时代给我带来的激情、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