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孝祥词中“洞庭”意向.docVIP

张孝祥词中“洞庭”意向 　　摘 要： “洞庭”作为意向，在先宋时期，尤其是唐朝，已较为发达。南宋后政治文化中心的南移更为南宋词人吸收洞庭意向的文化内涵做好了铺垫。张孝祥曾三次到过湖湘，经过洞庭，有关洞庭的诗文在他的文集中占有较大的比例，其中以《念奴娇·过洞庭》尤为著名。在这首词中，张孝祥将洞庭这一意象的文化内涵扩大提升，写到了极致。 　　关键词： 张孝祥 洞庭 意向 物化 宇宙意识 　　一、“洞庭”词溯源及先宋“洞庭”意象的形成 　　洞庭湖古称云梦、九江和重湖，原为古云梦大泽的一部分，洞庭湖南纳湘、资、沅、澧四水汇入，北与长江相连。位于相对“中原”的位置，古代文人游学、就任、流放、贬谪、漂泊多经过或逗留于此处，均留下诗词文赋，为洞庭湖积淀了深层的文化内涵，使得“洞庭”这一意象丰富而深刻。 　　根据袁志成、李智美对于宋词“洞庭”意象的研究，“洞庭”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天下》：“北门成问于黄帝曰：‘帝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吾始闻之惧，复闻之怠，卒闻之而惑，荡荡默默，乃不自得。’”以及《淮南子》卷八：“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断修蛇于洞庭……。”于此我们可知，此时的“洞庭”只是作为一个地理位置名称，并没有涵盖特殊的文学内涵，即并没有成为完整意义上的“意向”。[1] 　　在此之后，经常提到“洞庭”并与之有密切关系的作家是屈原。约公元前296年，屈原在悲愤中涉水洞庭，流放生涯由此开始。他有诗句“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驾飞龙兮北征，邅吾道兮洞庭”、“上洞庭而下江”等，皆提到洞庭湖。屈原在其代表作《九歌》中，《湘君》、《湘夫人》两篇写湖湘水神故事，正是以洞庭湖为背景。屈原诗歌中的洞庭湖是主人公活动之地，也是屈原流放后的活动之地。虽然洞庭湖或者“洞庭”一词在此时（屈原的辞赋中）并未有特殊的指向，但屈原正直、坚贞的品格已经融汇在洞庭湖水之中，他以死殉自己理想的行为如一把利刃悬在之后两千年文人骚客的头顶，并为之后洞庭意向的形成开启了大门。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洞庭”一词开始大量出现在诗文之中，并???与“雁”、“月”等意象相连，以洞庭湖优美动人的景色，或伤别离，或哀漂泊。著名的有阴铿的《渡青草湖》，写洞庭的幽远之景和神奇迷离的传说，最后发出因旅途劳顿、世途艰险的感慨：“滔滔不可测，一苇讵能航？”此时，与其他意向相结合的“洞庭”往往带有诗人的主观色彩，或悲伤或凄凉，考虑到魏晋南北朝这一动乱时期，诗人的动机也可以理解。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来，在与其他意向结合的同时，“洞庭”意向也开始具有了自己的独立性。 　　鲁茜认为，“在唐人手里，尤其通过唐诗，‘洞庭’意蕴才丰满确立”[2]。唐人笔下的洞庭或有贬谪、羁旅行役及思乡之苦，如温如《宿青草湖》：“西风吹老洞庭波，一夜湘君白发多”、杜甫《登岳阳楼》：“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或有记游咏史怀古之叹，悼湘妃、怀屈原、伤贾谊等，唐人游洞庭，多抒凄清忧怨情怀；或有怀友赠答之悲，这是咏洞庭诗的一个大宗；或寄干谒希望，如孟浩然“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或叙惺惺相惜的关怀如李白“且就洞庭赊月色，将船买酒白云边”。唐中晚期洞庭诗中开始抒写社会苦难，包括水灾、战乱等，可见诗中意象与时代之关系。在唐代文学中，洞庭意象既有其“浑涵阔大、又奇幻多变”的一面，又有其“凄怨愁苦、缥缈烟迷”的一面[3]。这种多维度、多层次地对洞庭意向的开拓，为洞庭意向在宋代文人手中娴熟地运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及至宋，洞庭已累积了前人留下的丰厚文学底蕴，洞庭湖这一背景与洞庭意象已融为一体。范仲淹《岳阳楼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更是将洞庭湖的意象上升了一个高度，从个人的小情到天下的大情。在南宋以前，中国社会的政治文化中心以北方为主，故洞庭湖所在地在统治阶级眼里乃荒蛮之地。不受欢迎的文人墨客常常被贬谪此地或更南的岭南而经过洞庭湖。洞庭湖以其博大胸怀、有容乃大吸引着无数文人志士驻步停留。南渡之后，宋朝社会政治文化南移，洞庭湖已不再是以前的南蛮之地，而是众多词人学者游历之处。故洞庭湖意象群体迅速大量地进入词人视野[4]。其中以张孝祥及其代表作《念奴娇·过洞庭》最为典型。 　　二、《念奴娇·过洞庭》中的“洞庭”意向 　　张孝祥曾三次到过湖湘，经过洞庭，有关洞庭的诗文在他的文集中也占有较大的比例，其中有部分都提过屈原及其作品，可见屈原在作者心中的位置，不得不说，作者在精神上仰慕屈子，洞庭诗中也带有对屈原的赞扬及缅怀，并时不时地拿自己做比较，或者说以此来要求自己。洞庭意向在一定程度上为两个不同时代但遭际相同的人搭起了桥梁。 　　乾道二年（公元1166年），张孝祥复官静江府。“四月，王伯庠论其‘专事游宴’，罢”、“六月上旬，离任东归”[5]。张孝祥刚及第，便上书“言岳飞忠勇”，为其平反，任官的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