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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追星》的创作 卞毓麟 《追星——关于天文、历史、艺术与宗教的传奇》一书，自2007年初问世以来，受到了同行和公众的广泛鼓励和关注。新华社发了通稿，重要媒体发表消息和评论绵延至今。凡此种种，上网一搜便可了然，此处不再赘述。本文谈的是有关《追星》的创作理念与实践。 一 理念 天文界的一位学长曾当面问我：“你写这本《追星》，有没有什么外文书做蓝本？”这是一个既有疑虑又有期待的问题。当我干脆地回答“没有”时，心情非常愉快。因为在《追星》的构思与写作中，“原创”两字确实贯穿于始终。 不止一位朋友曾对我说：“《追星》主要不是讲星星本身，而是谈人类‘追星’的历程。倘若它只是介绍星星的知识，那就应该放到‘科学书房’里。而事实上，它讲的是人类如何‘追星’的历史，所以应该在‘人文书房’里占据应有的一席。”确实，《追星》是一部科学与人文联姻的作品。 好几位记者都问及：“这本书又讲天文，又侃历史，又谈艺术，又说宗教。您是怎么把这么多东西捏到一块儿的？”科学界也有一南一北两位老友，不约而同地打趣道：“你居然把这么多杂七杂八的东西弄到了一起，好本事！”我回答：“并不是我把它们捏到一块或者弄到一起，而是它们本来就是一个整体，我只是努力地反映事情的本来面貌而已。” 更多的人则关心：“这本书的读者对象究竟是谁？是青少年？还是天文爱好者？”我的回答是：“这本书并非特地为科学爱好者而写，亦非通常理解的青少年读物。我希望它能成为浩瀚书林中的一道新景观，希望游人碰巧看它一眼时，会产生一种‘嗨，还真有趣”的感觉。它是为具备中等文化程度的一般社会公众写的。任何一个乐意看当地晨报或晚报的人都是它的潜在读者，即使他原本未必对科学感兴趣。倘若有人偶然翻翻这本书，竟产生了一种‘科普，科学文化，确实还蛮有意思’的感觉，那么本书的初衷也就算兑现了。” 我自信，就我国科普的现状而言，如此定位应该是一种可取的选择，特别是因为经常想到下面所说的那个老问题。 1959年，英国著名作家斯诺（Charles Percy Snow, 1905~1980）在剑桥大学演讲 “两种文化和科学革命”，提出了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分歧与冲突。他说： “事实上，在年轻人中间科学家与非科学家之间的隔阂比起30年前更是难沟通了。30年前这两种文化早已不再相互对话了。然而他们至少还可以通过一种不太自然的微笑来越过这道鸿沟。现在这种斯文已荡然无存，他们只是在做鬼脸而已。” 斯诺认为，两种文化的隔阂，是由于狂热推崇专业化教育引起的，解除这种局面“只有一条出路：这当然就是重新考虑我们的教育”。 关于科学家和非科学家之间的隔阂，美国科普泰斗阿西莫夫（Isaac Asimov，1920~1992）在其巨著《最新科学指南》中也有一番精彩的议论： “更严重的是，如今科学家已经越来越远离非科学家……科学是不可理解的魔术，只有少数与众不同的人才能成为科学家，这种错觉使许多年轻人对科学敬而远之。 “但是现代科学不需要对非科学家如此神秘，只要科学家担负起交流的责任，把自己那一行的东西尽可能简明并尽可能多地加以解释，而非科学家也乐于洗耳恭听，那么两者之间的鸿沟或许可以就此消除。要能满意地欣赏一门科学的进展，并不非得对科学有完全了解。 没有人认为，要欣赏莎士比亚，自己必须能够写一部伟大的作品；要欣赏贝多芬的交响乐，自己必须能够作一部同等的交响曲。同样地，要欣赏或享受科学的成果，也不一定要具备科学创造的能力。 “处于现代社会的人，如果一点也不知道科学发展的情形，一定会感觉不安，感到没有能力判断问题的性质和解决问题的途径。而且对于宏伟的科学有初步的了解，可以使人们获得巨大的美的满足，使年轻人受到鼓舞，实现求知的欲望，并对人类智慧的潜力及所取得的成就有更深一层的理解。 我之所以写这本书，就是想借此提供一个良好的开端。” 我这次创《追星》，也是希望能在沟通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方面做一点新的尝试。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曾经与好几位朋友议论，要成为一位真正优秀的科普作家，恐怕要兼有“科学的真实，艺术的美妙和宗教的虔诚”。“宗教的虔诚”，是一种比喻，它象征着鉴真东渡、玄奘西游那样的精神。用我们今天更习惯的说法，那就是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我感谢人们对《追星》的肯定，也期待着对它的批评。 二 实践 科普作家的第一追求，应该是为社会提供好的科普作品。什么是好的科普作品呢？有人说，好的科普作品应该充分展示其和谐与美，应该是真与美的完美结合；有人说，好的科普作品应该做到知识性、可读性、趣味性、哲理性兼而备之，浑然一体；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其实，每一位科普作家都会有自己的偏爱。我本人在少年时代最喜欢伊林；30来岁开始，又迷上了阿西莫夫。当然，房龙、伽莫夫、霍金、卡尔·萨根、马丁·加德纳、保罗·戴维斯，等等，也都是我心仪的大家。我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