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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越光期待思想闪电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记者_毕维尹 编辑_谢再红 　　照亮我们民族的思想闪电，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精神和我们民族优秀传统的结合，以及由此开始的创新。在民族复兴的道路上，我们需要这种“闪电为我掌好灯”的期待与豪情 　　终极关怀的迷失造成了今天很多问题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上世纪80年代，你参与编写的“走向未来”丛书，曾经代表了当时中国思想解放最前沿的思考。当下中国，很多人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中游荡，没有方向感，你认为中国人精神世界的问题到底在哪？ 　　陈越光：这可能要涉及更遥远的东西。如果我们看文明史，在整个古代社会，像两河流域的文明、玛雅文明、古埃及文明、中国周朝以前的文明，它们既有传说，但也是一种文明形态，已经组成社会。但是我们今天并不能真正理解那时候的文明，因为我们不能了解那时候人们的意义世界。 　　我们知道，德国思想家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文明理论把公元前800年至前200年称为轴心时代。在轴心时代，一些古文明开始发生突变，出现了所谓“超越突破”。什么是轴心时代的“超越突破”？本雅明?史华兹把这种“超越”解释为“个人退而远瞻”，金观涛教授进一步界定为：个人从社会中退出来，独自思考生命的终极意义。而这以前的古代社会，文化熔铸在社会之中，一个古文明总是在社会崩溃时随之消亡，只留下文明的化石。正是这种“退而远瞻”，这种以个人而不是社会结构作为文化的载体，这种离开实然思考应然，开启了人类文明新的视域。这些实现了“超越突破”的文明就开创了“轴心文明”，于是，有了传承至今的希伯来宗教文明和古希腊文明，有了传承至今的古印度文明，有了传承至今的中国文明。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文明形态，都是在那个时期成形的。轴心文明的思想家认为，对人生的价值和意义的看法、对事情对错的看法，是可以从社会地位、制度规定、国家法令中独立出来的，文化的载体在个人。比如孔子所说“我欲仁则仁矣”，你求仁得仁不是社会、经济决定的，也不是靠外在条件，主体是个人。不同的文明形态有着不同的终极关怀，中华民族正因为有了孔子，才形成了以道德为终极关怀的思想传统。 　　原来我们信奉的是道德哲学，做一个有道德的人，才是一个纯粹的人，这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到了清末，这种以道德衡量一切的思想因为甲午战败而被逐出了公共领域，到“五四”时期更是在家庭伦理中也被革了命，被否认了，取而代之的是革命的追求―以平等为内核，以革命为手段，在革命中追求永恒。这也是一种终极关怀，很强烈的精神追求。 　　文革以后，这种乌托邦式的精神追求也幻灭了，追求绝对公平带来的是互相迫害中的巨大不公正，而且是一种民族生存的危机，最后中国人放弃了这种东西。今天面临的问题是，我们在反思“五四”以来的精神遗产时，批判和抛弃了原有的，却还没有建设新的，我们在终极关怀上是迷失的，精神真正可以生死相依、可以超越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呢？ 　　以前，我们可以说，个人生命是有限的，但是追求道德的境界是无限的，止于至善。五四以后，我们可以说，生命是有限的，但全世界无产者的共产主义事业是无限的，你可以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共产主义事业中去，而且可以世世代代传承。但今天呢，生命还是有限的，无限的是什么？没有了。这就是我们今天面临的最大的精神困惑。 　　现代社会的标志是民主与法治成为社会的基本建构，社会组织的正当性不再由终极关怀推导和论证。但是，不同文明传承的现代人依然以自己不同的终极关怀为文化和道德的基础。当一群人，他们不得不面对残酷的生命的局限，却没有无限的东西可以寄托―没有宗教的慰籍，既不相信天堂的永恒，又不畏惧地狱的恐怖，彻底地无所畏惧―那活着求什么呢？法规又不那么健全，还往往遇到选择性执法，官场又那么腐败，他会怎么样呢？以前中国的传统是“以吏为师”，官吏就是你的老师，可腐败分子那么多，还敢以他为老师吗？当然你不见得有权，买官卖官的腐败你干不了，就只好弄点假货卖点假药，再撬点井盖呗。这就是孟德斯鸠说的“当品德消失以后，野心便进入那些能够接受野心的人们的心里，而贪婪则进入一切人们的心里。”这虽然有点危言耸听，拿它来评价当今中国也有失公允，但中国人现在的确面临终极关怀的迷失，是很危险的。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我们看到，近几年国学热大行其道，你所在的中国文化书院也在致力于传统文化的研究和推广，而且，你曾经是“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的全国组委会主任，并在大陆首推儿童读经，你认为，国人能够从中寻找到解决当下问题的真经吗？ 　　陈越光：差不多3000年来，当人们在精神上遇到重大挑战，当外在的一切既定秩序的大厦面临倒塌时，总是回到内心的原点上来拷问：到底什么是对错？什么是应该不应该？而这个内心的原点，东西方不同文化都是在轴心文明时期确立的。 　　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是南怀谨先生点的题，中国青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