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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逸文化与中国山水画发轫 　　摘 要：山水画为中国画三大画科之一，虽非成熟最早但却是成就最高的传统画科，本文试从隐逸文化的角度分析山水画发轫时期的文化背景。 　　关键词：隐逸文化；山水画；发轫 　　中图分类号：J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33-0016-02 　　一、隐逸文化的渊源与流变 　　（一）中国的士阶层与仕宦文化 　　隐逸文化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是相对于中国传统主流文化的仕宦文化而言的，而其行为主体则是同时立于“仕”、“隐”两端的“士”。 　　中国历来把国民按“士、农、工、商”分类，而“士”则号称“四民之首”，士大夫阶层在传统社会结构中占据着中心的位置。关于“士”的人格品质和社会责任，历来也多有论述：“士，志于道”，孔子规定了“士”是社会基本价值的维护者；“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曾参将“士”提升到了承担人生重大使命的高度；“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将“士”界定为的具有铮铮骨气的“大丈夫”；“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荀子所言点破了“士”的政治和社会文化的功能。 　　“学而优则仕”，孔子把读书和从政联系在了一起，这不仅反映了当时的政治与文化现状，同时也规范了中国以后的政治与文化，从而奠定了中国仕进文化的基调。据余英时先生《士与中国文化》自序所言，中国历史上的“士”大致相当于今天西方所谓的“知识分子”，西方学术界常常称知识分子为“社会的良心”，要求其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以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私利之上的，“知识分子”的这种基本性格和中国的“士”极为相似。① 　　（二）中国士阶层的隐逸情结 　　受上述传统哲学思想影响，“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士人的理想信念和人生价值取向，个人内心世界的修养、人格的完善以及个人价值的实现成为各时代士阶层的信仰和追求，希望走上一条光明坦荡的仕途，实现其使命与抱负。 　　士人们即使处于社会中心的位置，但是兼济天下、求取功名的理想与抱负又必然要依赖并最终取决于社会现实。如果社会现实不能为士人们实现其理想提供必要的基础条件，或个人不愿意“摧眉折腰事权贵”去迎合某一部分无道之人，那也就预示着其未来的命运悲剧。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往往在士人的心理上投射出巨大的反差与矛盾，于是，一些急流勇退的文人士大夫们，选择孟子“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中的“独善其身”为行为准则，开始在林泉丘壑中寻找自己的“避难所”，从而滋生了中国士阶层的隐逸情结。 　　中国古代的士阶层素有隐逸情结，这种情结逐渐积淀成了一种具有独特魅力的隐逸文化。中国古代士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历来受的儒、道、释的共同影响：一方面是受儒家积极入世思想的影响，努力通过做官，去实现其建功立业、匡世济民的人生价值；另一方面是受道、释两家“无常”、“无为”等思想的影响，隐居山林，独善其身，以求得个人生活的宁静恬淡。最终形成了孔子“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带有一定功利色彩的人生哲学。 　　（三）隐士身份与隐逸思想的嬗变 　　“道德和政治之间的矛盾是隐士传统的核心。”②因为隐士啸傲山林不仅仅是不问世事，避开政治不是彻底地逃避或者一蹶不振，而是隐居求志、待时而动，更重要的是他们要努力避开社会现实的危害，保持自己理想和人格的纯粹性。 　　“隐士”的身份也有一个不断嬗变的过程。《史记》称战国时期能够替弱小国家排忧解难的鲁仲连为“高士”；《史记》称商朝有宰辅之才而杂于平民之间的伊尹为“处士”；孔子称不食周粟而死的伯夷、叔齐为“逸民”。汉代以降，隐士的身份逐渐明确，特指那些远离人群与闹市，不与当权者合作而又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人。 　　南朝范晔在《后汉书》中专列《逸民列传》，说这些人是“不事王侯，高尚其志”，他进一步把这些人分为六类：“或隐居以求其志，或曲避以全其道，或静己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③ 　　“隐逸”也是一个有深刻文化意蕴的概念。“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④，孔子真正地使隐逸之成为中国文化的一种身份象征或者说符号标志，对这种无道则隐、存身求仁、审时而动的主张，称之为“道隐”；“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飘风振海而不能惊。若然者，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⑤而庄子所向往的“至人”，更是超越于人世，因此人世也无从伤害，同时他们以“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辨”⑥的大气磅礴取而代之现实的“冷”与“酷”，由纯粹的自我存在到超然的精神存在，谓之“心隐”。孔子所提倡的“道隐”从社会现实出发侧重于权时之术，庄子的“心隐”则从根本上否定现世的价值，表现出对社会现实超然的精神觉醒。但据实而论，庄子的隐逸王国从审美的层面看固然不乏诗意和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