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言难任继愈.docVIP

一言难尽任继愈 　　前国家图书馆馆长、哲学史家、宗教史家任继愈与北大教授、东方学家季羡林同日辞世。民间对任继愈有意无意忽视,对季羡林有意无意重视,其社会心理根源,在对一个有机知识分子和一个传统知识分子的价值判断,而不在他们的学问本身。 中国论文网 /4/viewhtm 　　 　　 　　前国家图书馆馆长、哲学史家、宗教史家任继愈于2009年7月11日凌晨辞世,同日离去的还有北大教授、东方学家季羡林。比较奇特的是,前者虽然官方地位高于后者,但各媒体纪念文章的数量、质量,却远低于后者。当然,身后哀荣未必可以形出逝者的生前成就,但至少能折射出一波饶有兴味的社会心理。 　　1916年,任继愈出生在山东平原县。他的父亲后来官至国民党少将,为他起名“继愈”,是希望他继承“文起八代之衰”的一代文宗韩愈。不过任继愈没有按照父亲的意思,不攻文学,却爱哲学。18岁时,他考上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西方哲学。23岁考取西南联大硕士研究生,师从汤用彤、贺麟,攻读中国哲学史和佛教史。其中,汤用彤的影响对他最大。 　　按照贺麟的说法,汤用彤的治学途径是以“西洋人治哲学史的方法”,参以“乾嘉诸老的考证方法”。而任继愈最早的治学思路,也大约如此。他晚年埋首故纸,主编各种巨型文献丛书,也可看作是对早年治学的一种变相回归。 　　 　　学术转折 　　 　　青年时代的任继愈,跟马列主义无甚纠葛,跟同为中国哲学史名家的张岱年、侯外庐二位不太一样。任继愈以马列主义治哲学史及宗教史,是在半路;而张岱年、侯外庐则始自早年,张氏或受其兄张申府之影响,侯氏则是受李大钊影响,并曾与王思华合伙翻译《资本论》第一卷。 　　任继愈承认正式接受马列主义,是在1956年。在任写的《熊十力先生的为人与治学》一文中,他说:“熊先生为了他的理想,生死以之。他很早就宣布他不能接受马列主义,不能相信唯物论。像他这样一位爱国的知识分子,这是可以理解的……我过去一直是儒家的信奉者。新旧中国相比较,逐渐对儒家的格致诚正之学,修齐治平之道,发生了怀疑。对马列主义的认识,逐渐明确。在1956年,我与熊先生写信说明,我已放弃儒学,相信马列主义学说是真理,‘所信虽有不同,师生之谊长在’,‘今后我将一如既往,愿为老师尽力’”。 　　 　　熊十力给这位昔日的学生回了一封信,说他“诚信不欺,有古人风”。然而,在这以后,据任继愈自述,他们书信往来依旧,但再不探讨学问。 　　1959年,任继愈迎来学术生涯中一大转折。当年10月13日,毛泽东忽然接见任继愈。毛泽东说,他读过任继愈的所有著作,接着说:“我们过去都是搞无神论,搞革命的,没有顾得上宗教这个问题,宗教问题很重要,要开展研究。”随即又问他,北大有没有人研究宗教?任说除他搞佛教研究外,无人研究。毛又问,道教与福音书呢?任答,也没有人专门研究。毛最后问,你们哲学系多少人?任答,师生加起来有500人。毛说,500人一个系怎么能没有人研究宗教呢?后来,毛评价任的宗教研究是“凤毛麟角”。 　　1963年,任继愈将自己1955-1962年发表的佛教论文,结为《汉唐佛教思想论集》,这是他最为人熟知的两部书之一,另一部则是其主编的四卷本《中国哲学史》。1964年,他受毛泽东的钦点,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他在那里一直干到1987年(中间曾下放到河南信阳干校,并患有严重眼疾,右眼失明),才调至国家图书馆任馆长,并于2005年卸任。 　　纵览任继愈的一生学术,大约有三个最重要方向:1、佛教研究;2、中国哲学史研究;3、主持古籍文献整理。在前两个领域,他最主要的论著,都是以马列主义学说,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法来指导贯穿的。 　　在20世纪下半叶,接受马列主义学说的佛教研究者主要有范文澜、侯外庐、任继愈、方立天、郭朋、严北溟等人。其中范文澜的态度最激烈,他说,各宗教中说谎话技术最高、胆最大的无过于佛教!又说,佛经里谎话连篇,任何一部佛经决不可用认真的态度对待它,只能当作一种戏论加以唾弃。 　　任继愈没有范文澜激烈,但也同样喜欢分析佛教思想的阶级属性。后来,任继愈受命创办杂志《科学与无神论》,批判地研究佛教与弘扬科学与无神论,此间正有一种颠扑不破的转化关系。但是,1978年在南京召开的中国无神论学会成立大会上,任继愈提出“儒教是宗教”。就在任提出此说后不久,世界宗教研究所专门成立了儒教研究室。 　　说回来,对于佛教及其思想,任继愈仍怀有一定的温情与推许,他承认佛家逻辑与论证方法相当精致,于是委婉地提出,可将佛教当成哲学史上的一个“反面教员”,通过对佛教唯心主义的批判,促进中国唯物主义的深化。 　　再看中国哲学史。1949年后,大陆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也是一门显学,在1980年代以前,最主流的当是任继愈、冯友兰、侯外庐,稍小一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