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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勰事类概念之区畛 　　摘要：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对“事类”进行全面而深入阐述的是刘勰。在《文心雕龙》里，他厘清了传统“事类”概念的内涵，首次明确指出事类是作者在自己言辞之外，以多种方式方法引入的、可验证的、异质性的东西。它主要有“引乎成辞”和“举乎人事”两方面内容，是作者用以“明理”和“徵义”的重要手段。 中国论文网 /4/viewhtm　　关键词：刘勰；《文心雕龙》；事类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09)01-0148-05 　　 　　“事类”是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两汉时期，人们在“古事”这一意义上大量使用它。魏晋时期，人们继续沿用汉代的事类概念，并明确认识到作文要“以事类为佐”，“论事辨物，当取正于经典之真文，援证定疑，必有验于周孔之遗训，然后可以称准的矣”。由于“事类”基本上载于古代典籍，因此，此时人们也比较普遍地用“典故”、“典坟”和“故实”等语词表示与事类相近的概念，或代指事类。与此同时，人们也意识到披览古籍、增长事类有益于作文。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文人创作博涉经史，批评者亦以立论是否有据作为评价文章优劣的尺度。后魏房景先、东晋葛洪都一针见血地批评了当时王孙公子们作文“未有依据”、“口笔乏乎典据，牵引错于事类”的行为。逮及南北朝，文人属辞多出，比事不羁。使用事类已经成为文学创作上的一种风尚。刘勰明确指出：“明理引乎成辞，徵义举乎人事，乃圣贤之鸿谟，经籍之通矩也。”在《文心雕龙》里，他专辟《事类》篇，并使用“前言往行”、“古事”、“旧辞”、“经典”、“事类”、“故事”、“经籍”七个名词以及“撮引”、“取事”、“用事”、“用旧”、“引事”五个动词，首次对事类的历史、用事的原则和方法等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探讨。如果说他有关事类于作文的重要性和博学经籍问题的论述主要是继承了前人的观点的话，那么，他对事类概念的界定则是他对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重要贡献。本文以《文心雕龙》特别是其中的“事类”篇为研究对象，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上，诠释刘勰事类概念的内涵。 　　 　　一、徵义举乎人事 　　 　　在《事类》篇开头，刘勰给“事类”下的定义是：“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徵今者也。”此处的“文章”指的是文辞，准确地说是作者的言语。杨明照先生在注“事类者，盖文章之外”句时说：“按‘事类’非自己出，故曰‘外’。”“据事”二句，对仗工整，互文见义，说明在作文过程中，作者在自己的言语之外，依据或征引古事，类推或证明今天义理的就是事类。《事类》篇里因此又有“事义”一词。在论述才与学的关系时，刘勰有“学贫者造遑于事义”说，此“事义”显然即是“据事以类义”之义。它是作文过程中作者所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方面的内容，是文章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心雕龙?附会》云：“夫才量学文，宜正体制，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然后品藻元黄，搞振金玉，献可替否，以裁厥中：斯缀思之恒数也。”因此，在《事类》篇，刘勰基本上是从创作者的角度论述事类问题，指出事类包括“明理引乎成辞，徵义举乎人事”两方面内容。然后，借助于对具体作家、作品的分析，刘勰进一步解释了“引乎成辞”和“举乎人事”的具体内涵。刘勰所说的“徵义举乎人事”里的“人事”指的是古事，主要包括前代历史人物及其行为。在《事类》篇，他通过例举分析文学史上著名作家作品的创作，把“徵义举乎人事”之类的“事类”又细分为“略举人事，以徵义者”、“虽引古事，而莫取旧辞”、“取熔经旨”、“异于经典”和“历叙经传”五种，兹剖析如下： 　　(一)“略举人事，以徵义者” 　　以《周易》里的《既济》和《明夷》两卦为例，刘勰说：“昔文王繇《易》，剖判爻位，《既济》九三，远引高宗之伐，《明夷》六五，近书箕子之贞：斯略举人事，以徵义者也。”“既济”是《周易》里的卦名，由“离下”、“坎上”两卦合成。它的“九三”爻辞是：“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鬼方”为我国古代西北少数民族，每进犯中国。孔颖达疏此句曰：“高宗者，殷王武丁之号也。九三处既济之时，居文明之终，覆得其位，是居衰末而能济者也。高宗伐鬼方以中兴殷道，事同此爻，故取譬焉。高宗德实文明，而势甚衰惫，不能即胜，三年乃克，故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而“明夷”由“离下”、“坤上”两卦合成。孔颖达疏此卦曰：“明夷，卦名，夷者，伤也。此卦日人地中，明夷之象施之于人事，暗主在上，明臣在下，不敢显其明智，亦明夷之义也。时虽至暗，不可随世倾邪，故宜艰难，坚固守其贞正之德，故明夷之世利在艰贞。”它的“六五”爻辞是：“箕子之明夷，利贞。”箕子，商纣王时期人，为人正派耿直，在暴君拒谏不听的情况下，宁肯装疯卖傻，也不愿与之同流合污，表现了高尚的气节。王弼在注此句时说：“最近于晦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