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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留守儿童到流浪儿童 　　“喂，是妈妈吗？我是轩轩，你在哪儿啊！”“我在广东。”“他们说你半年没有打生活费了，你在哪里啊，为什么打工那么久也不回来？”“我要是不出来挣钱，谁养活我们，靠你吗？”这是陆旭轩和母亲的最后一次通话，当时他7岁。那是1997年，已经和父亲离婚的母亲，离开四川老家到广东打工已整3年。那次通电话之后，母亲音讯全无。其后几年，陆旭轩开始了四处流浪的生活。 中国论文网 /1/viewhtm　　今年25岁的陆旭轩，是中国早期留守儿童中的一员。过去近20年间，有很多留守少年复制着陆旭轩的经历。9年前，有研究机构推算，全国流浪儿童大约有100万。2008年，贵州大学研究生余丹对贵阳的流浪儿童做过研究，余丹说：“留守儿童正在成为流浪儿童新来源。” 　　出走：迫不得已的选择 　　“家”这个字，对很多留守儿童来说，他们还未懂得拥有，就已失去。于景群就是一个。 　　12岁之前，于景群跟着妈妈住在辽宁锦州老家，家境贫寒。从他记事起，父亲就去北京打工，“做保洁。” 　　2012年1月27日晚6时，身患癌症晚期的妈妈走了。此后，12岁的于景群跟着父亲到了北京。于景群的父亲说，在北京，他没钱也没途径送儿子去上学，就把他留在朝阳区望京附近的出租屋里，“白天我上班走时他还没起床，晚上10点多我回来时他已经睡着了，沟通时间特别少”。没人管，于景群白天常跑出去玩。 　　父子之间，也没有想象中的那种相依为命。至少在于景群的记忆里，爸爸常因小事打骂他。一次挨打后，于景群离家出走。他溜进一个小区，踹开一个地下室的大门，顺手拿走两件衣服，在小区蹦蹦床上睡了一夜。自此，他开始了“没家”的生活。 　　和于景群相比，陆旭轩在留守的童年，是有过幸福回忆的：爷爷很疼他。 　　陆旭轩出生时患有“神经性马蹄足”，双脚向内翻，走路时双腿成X形，几乎没有劳动能力。和母亲失去联系后，他也曾跟随父亲来到北京，可父亲已有新的家庭。从12岁至18岁的6年间，陆旭轩住在爷爷奶奶家，“爷爷疼我，把我当长孙看，奶奶只把我当成包袱。”说这话时，他低下了头。 　　他记得爷爷的好：定期给他零花钱，并买来课本，辅导他认字。6年里，陆旭轩学会的3000个汉字都是爷爷教的。奶奶会让他做家务，做得不好，陆旭轩就会挨打骂。2008年那个夏天，陆旭轩拿着爷爷给的10块钱零花钱，买回了最爱的恐怖小说看，被奶奶发现。奶奶追着他打，惹来爷爷大怒，爷爷又满屋追着奶奶打。 　　这种场景也贯穿了陆旭轩的童年和少年时代，这次，18岁的他决定离家出走了。“再待下去，不知道爷爷奶奶会发生什么事”。他舍不得爷爷，但觉得“出走是必然的”。 　　流浪：“那些鸡骨头好香啊” 　　于景群皮肤黝黑，有点壮，最醒目的是两道粗眉，沉默时，像刚刚生完气。讲到流浪生活时，他的眉毛会扬起来。 　　4块钱，是于景群离家时的全部资产。2012年12月，他在望京随便搭上一辆公交，一路向南，下车，再换一路，到达了13公里外的十里堡。 　　几天里，于景群摸清了附近地形：华堂商场一楼有电视看，但只能看到晚上11点；麦当劳和肯德基可以睡觉，但要注意有几个不算友善的营业员。吃饭问题也在这里解决。有客人吃剩下的炸鸡，他就冲上去抓起来就嚼，“骨头里面还有肉，他们都不知道”。晚上睡觉的地方是两公里外的朝青汇小区，小区花园一角里有张长椅，晚上还算安静。 　　回忆这段流浪生活时，于景群不觉得这很艰辛。 　　年长些的陆旭轩对流浪体会更深。旅游和流浪，同一座北京城，两种感觉。“1996年跟我妈来北京玩时，觉得北京特大，哪儿都好。从家里跑出来以后我就奇怪，这是北京吗？”流浪中的北京城，变得陌生。对他来说，流浪的自由就像蹲监狱，“比监狱还监狱”，他强调。 　　对于一个18岁的成年人来说，去饭店抢剩饭吃，绝非长久之计。2008年，陆旭轩到北京后没来得及游荡多久，就被带进了救助站。因为受不了救助站的生活，他又想办法跑了出来。“那是2008年8月，我又脏又臭。”怕自己上不了公交，他找到一户晾着衣服的人家，“捞起就走”。 　　陆旭轩想办法上了回四川成都的火车：走投无路时，他唯一想到的出路，是回到家乡。 　　生存：没能抓住“养老”机会 　　家乡没有亲人愿意接纳，回到四川的陆旭轩又一次进了救助站。幸运的是，在救助站，他获得了学电脑的机会。一年后，他掌握了一些电脑基本技术。本以为可以凭此找到一份工作，然而，没人需要一个半路出家的电脑进修学员。 　　救助站为陆旭轩找了份工作，在专门为流浪者开设的福利工厂里干活。他每个月能拿2000块钱工资，缴纳4种社会保险。“这工作太好了”，当时他甚至想到“退休以后就能拿养老金了”。 　　可惜陆旭轩最终没能抓住这个好机会。因为身体残疾，完成工作任务太困难，一个月后，陆旭轩不甘心地离开了工厂。“我现在也觉得遗憾，那是一份我可以自食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