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伤逝到我前半生子君觉醒与彷徨.docVIP

从伤逝到我前半生子君觉醒与彷徨 　　摘 要: 鲁迅与亦舒这两个不同时期、不同文化背景的作家,分别在《伤逝》和《我的前半生》中从不同视角刻画了自己所处时代的那个“子君”命运,对女性的人生意义何在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揭示了不同时代下子君的觉醒与彷徨。 　　关键词: 《伤逝》 《我的前半生》 子君 觉醒 彷徨 　　 　　一、《伤逝》与《我的前半生》 　　 　　《伤逝》是鲁迅惟一的一部爱情小说,讲述的是革命青年涓生如何在与叛出父门的情人子君的共同生活中日益感觉子君也即是等待他去解放的女性的停滞不前直至成为负累,于是他出于向上的要求冷酷地抛弃了这个负累,并在子君死后产生了昭示般的忏悔:将“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及“爱情需时时更新、生长、创造”作为自己当初行为的理由。 　　鲁迅的《伤逝》有着强烈的时代感,他在批判了子君女性意识的不觉醒同时,也批判了社会。鲁迅认为爱情问题与社会问题关系紧密。社会得不到变革,女性的社会地位得不到提高,无法达到男女平等地位,将不会有真的男人和女人,叹息和苦痛就不会消失。因此,有人评说《伤逝》:“与其说这是一个爱情悲剧,倒不如说是一个社会悲剧。”[1]当时的社会是不允许女子的离家出走的叛逆行为,子君为了爱情离开父亲的家庭投入了涓生为她建构的新家庭。他们的爱违背了当时的传统道德伦理,是为社会所不容的,他们的行为注定要受到社会的责难,涓生也因此丢了工作。如果拥有爱情,子君至少还有一个可栖息的角落。但是当爱情遇到生存问题,他们的生存受到考验之时,爱情还何以为继呢?试想如果社会可以给他们以谋求生活所需的条件,他们的爱情悲剧还会发生吗? 　　这个《伤逝》中关于女性问题的未完之结,则由亦舒在五十年后从自己特有的女性视角加以续完。在《我的前半生》中,许子君大学毕业,象征性地玩着工作了几个月就嫁给西医史涓生,育有平安二儿,过了十三年优裕的生活,不问世事,成为名符其实的“金丝雀”。一日,涓生向子君提出离婚要求,声称“我外边有了人”,子君却毫不知情,闻讯不禁晴天霹雳。涓生铁石心肠,不许子君在史家居住,给她五十万遣散费,让她自谋生路。子君在好友唐晶的鼓励下认清现实,找了一份差事从头做起,她变得自信、独立而更加美丽。期间,涓生发现与新欢不甚投洽,而欲向她提出复婚的要求,被子君拒绝。子君结识女儿男友的叔叔――建筑师翟有道,二人情投意合,终结连理。 　　亦舒为子君指出了死亡之外的另一条出路――经济独立下的“新生”,但其中流露出来的对于女性在经济、人格获得独立后如何处理自身与婚姻家庭关系的问题的迷茫,也是现实存在的。子君在觉醒的同时亦感到彷徨。 　　 　　二、子君的觉醒 　　 　　《伤逝》中的子君的觉醒是表面化的,它是发自于原始本能的反抗,然而由于缺乏理性的调整和智性的组化,最终的子君还是堕于深层的心理依附中而丧失自我意识。她的所谓觉醒只是从“我是我父亲的”到“我是我丈夫的”的身份地位转变,这一转变过程中是没有真正的女性意识在场的。那个时代的子君最后堕入“四周是广大的虚空,还有死前的寂静”。 　　鲁迅之所以在《伤逝》中给子君安排一个这样绝望的命运,甚至于连挣扎都没有,目的是对那个时代的一种警醒作用。《伤逝》出现在“五四”以后风靡一时的讴歌自由恋爱和个性解放的浪潮里。鲁迅清醒地看到这种盲目的“一时冲动”式的觉醒并不能真正挣得爱情和婚姻的自由。就像觉醒的女性在二三十年代就意识到的那样:“受了高等教育的女子,一旦身入家庭,既不善于管家庭的琐事,又无力兼顾社会的事业,这一帮人简直是高等游民。” 　　如果说,鲁迅在《伤逝》中对子君觉醒的批判是用以警示人们的话,那么,亦舒在《我的前半生》中,对子君觉醒的探索则重在对新女性精神的建构。 　　《我的前半生》中的子君,当丈夫提出离婚时,她不知所措。她吵过、闹过,但她毕竟已不再是鲁迅时代的女性了,她从婚姻的废墟中走了出来。在婚姻中,她只是作为妻子、母亲这样一个家庭角色而存在,并不是作为社会成员中的一个独立的,承担社会责任和使命的一员,可以说没有参与社会活动,也与社会脱节致使女儿都看不起她。从婚姻的围城走出来之后,工作与生活的严酷现实深深地震撼了她,她经历了同事的挤兑,上司的苛刻,工作的繁重,薪水的低微,这使她痛苦,同时也使她坚强和成熟。她不再将爱情、家庭视为生活中唯一的内容,也不再惧怕逃避困难,倔强地自立门户,学陶艺、找工作。即便为衣食发愁时,也不向前夫涓生求助,更不是急于转投另一男人的怀抱求庇护。于是她可以和前夫成为朋友,也更理智地决定第二次婚姻。她的第二次婚姻是务实而清醒的,两人相伴而又互相依赖,相爱但又不互相牵绊。新时代的子君肯定自我价值的同时建构自己的精神世界。 　　 　　三、子君的彷徨 　　 　　刘慧英在《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文学中男性意识的批判》一书中说到,“关于妇女未来的前景存在一个巨大的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