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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形上学之构建 　　摘 要：杨国荣教授通过对哲学与哲学史基本问题的理论考察，新近提出具体的形上学的构想。具体的形上学试图整合本体论、认识论、伦理学以及意义理论等哲学分支以达到对哲学理解的融会贯通。具体的形上学是对形上与形下、道与器之间的沟通，是对超念的玄学与现象主义偏向的双重克服。具体的形上学既是哲学的问题，也是哲学史的问题，是中西哲学一个世纪多以来对话、互动中的理论选择。具体的形上学作为杨国荣先生的哲学思考的既然状态（已济）与动态过程（未济），具有相当的兼容性与可完善性。 　　关键词：具体的形上学；杨国荣；诚；道 　　中图分类号：B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13 　　作者简介：王论跃 （Frédéric Wang），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INALCO）中国思想史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阅读2011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杨国荣教授的《具体的形上学》三书（《道论》、《伦理与存在——道德哲学研究》、《成己与成物——意义世界的生成》）的同时，我再次通读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11册《杨国荣著作集》以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杨国荣教授的文集《思与所思——哲学的历史与历史中的哲学》等论著，在阅读时，我每每为杨教授所涉领域之广泛、讨论之深入所震惊。在当今中外哲学界，对哲学的各个领域以及相关命题如此融会贯通的哲学家并不多见。具体的形上学不仅是杨国荣先生对古今中外形形色色各种形而上学的扬弃，也是其三十年哲学沉思的重大理论突破。鉴于具体的形上学在杨国荣先生的整个哲学构思中的特殊意义，所以不能将之等同于其哲学研究的其他阶段性成果或个案研究。用他自己的话来概述，具体的形上学“既基于中国哲学的历史发展，又以世界哲学背景下的多重哲学智慧为其理论之源，其内在的旨趣在于从本体论、道德哲学、意义理论等层面阐释人与人的世界。与抽象形态的形而上学或‘后形而上学’的进路不同，‘具体的形上学’以存在问题的本源性、道德的形上向度、成己与成物的历史过程为指向，通过考察存在之维在真、善、美以及认识、价值、道德、自由等诸种哲学问题中的多样体现，以敞开与澄明人的存在与世界之在”①。 　　这一高度浓缩的概括包含了多层哲学含义。我们在这里只强调两点：首先，具体的形上学是对形上与形下、道与器之间的沟通，是对超念的玄学与现象主义偏向的双重克服；其次，具体的形上学既是哲学的问题，也是哲学史的问题，是中西哲学一个世纪多以来对话、互动中的理论选择。具体的形上学作为杨国荣先生的哲学思考的既然状态（已济）与动态过程（未济），具有相当的兼容性与可完善性。下面，我从杨国荣先生哲学研究的历程来阐述具体的形上学与他的整个哲学构思之间的连贯性，并就具体的形上学的可能引发的问题谈几点粗浅的看法。 　　只要我们沿着杨国荣先生的哲学研究的轨迹，便不难发现作为他的哲学研究逻辑发展的具体的形上学这一提法虽然晚出，但是具体的形上学的思路却一直贯穿着他的哲学思考。在这里我们以“成己与成物”这一议题为例来说明这种一贯性。 　　早在《王学通论——从王阳明到熊十力》（1990年）一书中，杨国荣先生已经在征引王阳明弟子黄绾的《明道编》卷五中的一段：“《大学》之道，‘成己’、‘成物’而已。‘成己’者，‘明德’、‘亲民’之事也； ‘成物’者，‘齐家’、‘治国’ ‘平天下’之事也；‘成己’ 所以‘成物’，合内外而一之也。其用功之要，只在‘致知在格物’一句。”引用之后，杨国荣先生分析道： 　　成己即理想人格的自我培养，成物则指凭借主体的力量以裁成万物。以致知格物为成己成物之要，也就是强调德性的自我培养与主体对外部对象的作用，都必须以“知道”（则）为基础。这种观点，可以看作是解决主体的能动作用于必然之道（理）之关系的一种尝试：成己与成物分别从主体自身和主体与对象的关系上肯定了主体的能动性，而以致知格物为要，则实质上将这种能动作用置于必然之道（则）的规范之下，后者在更一般的意义上扬弃了泰州学派离开必然之道而片面强调自我决定自我与自我决定非我（造命由我）的意志主义观点。杨国荣：《王学通论——从王阳明到熊十力》，《杨国荣著作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1-142页。 　　黄绾在《明道编》中基本上是用《中庸》来解释《大学》的，因为《中庸》第二十五章中说：“诚者自成也，而道者自道也。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者非自成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关于《中庸》中“诚”的概念的讨论，参见吴怡《中庸诚的哲学》（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1年版）以及陈赟的文章《中庸之道为什么必须以诚为基础》，载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编《思想与文化》第七辑，2007年，第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