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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班费之争背后思考等 　　“加班费之争”背后的思考 　　“五一假期我不肯加班，老板让我停职。”在一家外贸公司担任业务经理的刘女士称，公司领导安排她五一期间加班，但并没有支付加班费的意向。刘女士拒绝后，却收到了公司领导做出的对她停职一个月的处理决定。（5月1日《半岛都市报》） 　　 　　[点评]：国家对节假日加班有明确的规定，但一些企业拒不实行。企业违规本应受到处罚，但从部分基层法院获悉，在劳动争议案件中，劳动者主张加班费想获得法院支持比较困难。原因是，劳动者往往在加班费举证方面“卡壳”。 　　员工取证难，并非员工粗心大意，而是证据取无可取。如事前口头通知，事后不留痕迹，职工投诉，又奈企业何？法律必须维护弱者，弱者不护，则强者将以权势欺凌弱者，一旦两者失去平衡，将有暴发激烈冲突的可能。如果这样，影响的不是企业一家之事，而是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公平。 　　企业与员工，强弱异势，为求平衡，法律就应向弱者倾斜。不向员工求证据，而向企业讨说法，体现的正是法律保护弱者的精神。 　　有关加班费的纠纷事件不断发生，而能得到公正处理的又为数不多，这无疑削弱了《劳动法》保护员工合法权益的作用。应当改变办案思路，以创新求突破，确保员工的权益在法律的保护下切实不受侵犯。（曾志杨） 　　 　　莫让协商成功成为“孤本” 　　《武汉市餐饮行业工资专项集体合同》通过审核并生效。该合同惠及45万从业人员，全行业最低工资比武汉市最低工资标准上浮30%，2011年餐饮行业职工工资涨幅不低于9%。（5月4日人民网） 　　 　　[点评]：千万不能高兴得太早，武汉餐饮业职工的胜利加薪，只是“个体”的胜利，不具备法律层面上的可复制性。用武汉市委常委、市总工会主席朱毅的话来说“协商不易，落实更难。” 　　尽管《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已对职工权益做出明文规定，并鼓励通过集体协商机制确保职工权益，但在现实中，劳资双方博弈的力量仍很悬殊，可以说，就不是一个量级的选手。如果把博弈当成一次比赛来看，资方胜出基本没有悬念。 　　在中国现阶段一个供大于求的劳动力市场面前，工资协商制度看起来很美，但是，要真正能够实施起来，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就需要各级工会组织，主动去组织、协调行业工会，代表工人的利益与资方开展谈判协商，这样，既可以避免“老板不愿谈、基层工会不敢谈、职工不会谈”的尴尬，又可以避免员工与老板直接对话的窘境。 　　武汉餐饮业的工资集体协商对全国其他城市建立工资集体协商机制具有借鉴意义，应该总结推广，在有条件的地方逐步实施，否则，这个工资协商成功的案例，就会沦为一个后无来者的“孤本”。 　　 　　非私营工资何以远高于私营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均工资为37147元，而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均工资为20759元，前者是后者的1.8倍。从同行业来看，两者差距更大。（5月4日《京华时报》） 　　 　　[点评]：这种悬殊的工资差距究竟说明了什么？单从民企角度来看，这当然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利润侵占工资”、“劳工权利不彰”的客观现实，但从整个市场上国企与民企关系的角度看，它又见证了这样一些事实：其一，相对于民企，国企仍居于强势垄断地位――国企垄断的大多是最赚钱的基础性行业，而民企所处的、获准进入的大多是市场竞争激烈的行业，因此即便效率不低，利润也并不稳固。 　　其二，相比民企，国企获得各种市场资源的地位也更具优势。如国企往往能轻松、廉价地获得大量信贷支持，项目支持，而民营中小企业则普遍面临融资贷款难、准入歧视。 　　其三，目前我国国企的产权和治理结构还不完善，这突出表现在，国企的真正主人――全体国民对于国企在很大程度上是失控的，国企某种意义上已沦为“内部人控制”的官企。这种背景下，国企挥霍公款滥发高薪酬、“内部人”自我牟利，当然不足为怪。 　　就此而言，非私营和私营单位的工资差距，说到底，既是劳动者权利实现和保障程度的差距，也是目前我国整个市场经济中“去垄断”、“市场主体能否完全平等充分自由竞争”的市场化水平的差距。 　　 　　没有恶意欠薪，何来过激讨薪 　　大运会前夕，深圳设立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严肃处理期”。5月1日至9月30日，严禁农民工通过群体性上访等非正常手段讨要工资，凡是组织、参与集体上访事件的，一律按相关规定严肃处理，造成严重后果或恶劣影响的，追究其刑事责任。（5月7日《南方日报》） 　　 　　[点评]：没有无良老板对农民工过度损权，恶意欠薪，又何来农民工集体上访讨薪？他们集体上访讨薪就是无理取闹，故意给这座撒下汗水的城市抹黑么？ 　　法律上并没有禁止上访讨薪的规定，而深圳规定“上访讨薪”治罪，法律尊严何在？农民工的合法权利何处安放？ 　　如果农民工等弱势群体维权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