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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四重奏思维模式深层转化 　　内容提要：以理性为核心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是西方思想的重要传统。然而，在《四个四重奏》中，艾略特却解构了传统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并且在非理性领域中进行了重新建构，实现了思维方式的深层转化。艾略特指出，在新型思维模式中，二元之间不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相互联系、相互转化，并且在平等的关系中达成和谐。由于新的思维方式的确立，导致传统的价值分野消失，产生了背离传统的新价值观。 　　关键词：《四个四重奏》 二元对立 思维方式　价值观 　　作者简介：刘春芳，东北师范大学博士生，山东工商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及文论。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基督教文化与美国文学思想”[项目编号：08JC752004]的阶段性成果。 　　 　　《四个四重奏》是艾略特较为成熟的作品，由于作者的思维方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因此该诗显得格外晦涩难懂。只有清晰地梳理这种思维方式的深层转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内涵及意义，才能够真正解读《四个四重奏》的思想核心。 　　西方思想强调物质与精神的分离，主客二分、二元对立是西方思维模式的特征所在，并直接导致了西方理性主义的发展。“整个世界呈现出一正一反(A与B，即主体与客体、正确与谬误、善与恶等)的二元对立，从而构成了事物的矛盾性存在……在传统的二元对立模式中，对立的双方总是一方统治着另一方”(刘建军，《基督教文化与西方文学传统》292)。这是一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以理性为根基，以条分缕析为手段，以追求本真为目的。然而，在艾略特生活的时代，反理性主义思潮日渐盛行。人们开始认识到，在许多领域里，主体和客体并非是对立的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紧密相连、互为依存。受时代思潮的影响，艾略特对非理性的思想有着独特的理解与认识。《荒原》、《空心人》等诗歌都在不同程度上描摹了现代世界的混乱无序，凸显了非理性的认知模式。《四个四重奏》作为其晚期的成熟作品，则不再局限于对混乱世界的非理性摹写，而是体现了作者旨在背离理性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并试图在非理性领域内寻求新型关系，以期建立新型思维模式的努力。 　　在《四个四重奏》中，诗人彻底颠覆了理性领域中的二元对立模式，展现了非理性世界中的相互转化、相互交融、无从把握的二元对立形式。艾略特在诗中对传统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提出了质询与疑问：“向日葵是否会转向我们?/铁线莲是否会向我们弯身，/卷须与枝条紧紧把我们纠缠?/冷冰冰的/紫杉手指是否会伸下来抓住我们?”(142)(9“是”与“否”的问题正是理性领域中所要回答的问题。凡事都有性质不同的二元对立。而在艾略特的思维逻辑中，这种质询却是没有意义的。世界原本不能截然分开，万事并不一定有最后的结果，理性的追求和质询不会有答案，原来的理性秩序被彻底打破。 　　艾略特不但一举摧毁了西方传统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并且指出这种思维模式会将人类带入难堪的境地。“让我拿出为老年准备的礼物，酬劳你一生艰苦的努力”(173)。“一生艰苦的努力”直指几千年来西方人通过理性解析、理性分割、理性对立苦苦追求的历程。这种追求到了“老年”得到的“礼物”却是冰冷、僵死、苦涩、无味的，不会给人任何企盼与承诺(173)。如果人类坚持这种追求，总会“发觉过去的事情，全是错，全是害人，而且还当善行”(174)。艾略特毫不留情地指出了理性思维模式的错误结局，人类在本以为会找到光明的行进中“从错误走向错误”(174)，最后灵魂不但得不到救赎，寻不到幸福，反而会恼怒无比。通过指出理性思维模式的难堪境地与错误结局，艾略特也消解了与之相随的传统的价值取向与参照体系。“《四个四重奏》有系统地摧毁并颠覆了‘正常的’人的价值。智慧成为谦卑而消极的；爱则是只有在卑微地对死亡表示屈服时才能听到的一个被泡制出的‘词’而已；历史除了记录对圣徒与殉道者的关爱泯灭之外什么都不关心”(Moody 87)。 　　然而艾略特的创作目的绝不止于在颠覆了传统的思维模式后留下一片狼藉混沌，使人停留在“恼怒”状态。“现代意义上的思维方式和认知态度使人们认识到，在现有的知识的背后，还有更为真实的本质模式和认识方式。正是在这种认知方式的作用下，20世纪的西方文学，总是力图展示人类共同的命运，挖掘人类共同的本质，要做整个人类的代言人”(刘建军，《20世纪西方文学》5)。艾略特揭示弊端的力量尤其显著，其拯救目的也更加突出。艾略特一向认为“诗人的任务并不是去寻找新的感情，而是应该将普通的感情综合加工成诗歌，去表达那些并不存在于实际感情中的感受。……诗不是放纵感情，而是逃避感情，不是表现个性，而是逃避个性”(Eliot，“Tradition and Individual Talent”2644)。在具体的创作过程中，艾略特秉承这种创作理念，力求去除情感的个体性，致力于传达一种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