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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容与民主理论对城市社区治理启示 　　〔摘要〕社区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性环节，事关人民生活福祉与国家长治久安。在“社区碎片化”等社会事实下，社区治理亟需寻找新理论与新方法为治理创新提供动力。文章认为，世界著名协商民主理论家艾丽斯?杨的著作《包容与民主》中的理论可以为城市社区治理提供相关理论启示：第一，协商民主用以取代聚合式民主为冲突提供合意的解决方法；第二，培植拒绝排斥、鼓励包容的包容性政治沟通来促进社区团结；第三，以“差异性团结”原则来调解社区中人与人、主体之间的关系。总的来说，包容与民主理论为摆脱城市社区治理困境提供了良好的启示，但其具体的应用效果仍需要实践的检验。 　　〔关键词〕社区治理；包容与民主；协商民主；沟通；差异性团结 　　〔中图分类号〕D0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8）02-0086-06 　　引 言 　　社区稳定是构成国家与社会稳定的基本要素.从微观上看，社区治理也是城市治理、基层治理精细化、层次化的基本要求；从宏观上看，社区治理创新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从历史角度看，社区的概念源于共同体。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在《共同体与社会》中首次提出了共同体的概念，指建立在血缘、邻里关系等基础上的一种生机勃勃的有机体。其中的生活是亲密的、单纯的。在共同体内，彼此之间的相互性是人际的主要特征。而社会在滕尼斯眼中则是一种“机械的聚合和人工制品”。[1]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将滕尼斯意义上的共同体与社会用“机械的团结”与“有机的团结”相区分，前者表达依靠情感与信仰维系的统一体，后者表示劳动分工基础上的相互依赖。 　　就现代社会而言，社区的概念发生了重要转变。随着社会变迁的不断深入，共同体与社区的概念逐渐分离，折射出社区的共同性特征与地域性特征之间的割裂。社区作为一种共同体意义的存在已经逐渐被抽离，更多关涉行政意义上的区划。现代世界中传统社会结构的解体使社区的规范意义逐渐被实证意义的浓墨所遮蔽，“共同体”成为了想象中的色彩。关照现实，社会的转型与变迁带来的“社区碎片化”成为了社区治理的最大瓶颈。所谓“社区碎片化”，指的是由共识的难以形成以及利益诉求整合机制缺失导致，主要体现在社会空间结构、利益结构与权力结构的共同碎片化[2]。那么，伴随而来的社区能力弱化是地域性特征压倒共同性特征的内在原因。赵小平、陶传进用“社区的失去”来概括社区的现代弊病，即一个地域范围的人们虽然生活在一起，但是人际距离却不断增加，人与人之间越发疏远[3]（2）。 　　无论是“社区碎片化”抑或“社区的失去”，这些社会事实都指向了社会资本衰落的进程。按照帕特南（Robert Putnam）的概念，社会资本指代互惠的规范与参与的网络[4]（216）。社会资本对于公民合作、社会稳定、民主制度的型塑都具有重要的作用。这一点也被大量的经验研究所证实。例如，现有研究佐证，社区社会资本与居住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关系[5]。结合现实，伴随着现代社会关系对传统社会关系的替代，利益多元化所加剧的社会各类矛盾所构成的新挑战制约了社会前进的动力。目前我国的城市社区治理仍然属于权力主导的模式，国家在基层治理中仍然扮演着绝对重要的角色，其他主体的参与程度较低。由此，现有城市社区管理体制的畸形、社区内部的矛盾与个人生活的原子化同社区碎片化相互影响、相互构成，不仅消解了传统的社区人际网络与社会资本，还使利益冲突自我强化。那么问题在于，我们应该如何重塑社区中的社会资本？如何通过一种创新的治理手段帮助社区治理突破藩篱，在挽救社区不断失落的同时使社区逐渐向传统的“共同善”回归？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笔者认为，美国协商民主理论家以及差异政治的主要倡导者艾丽斯?杨在其著作《包容与民主》中的理论可以为弥合现代城市社区治理中所存在的裂痕提供启示。书中的核心思想是构建一种包容的、公共的政治生态，旨在尊重差异、发扬理性、倡导沟通。针对目前城市社区治理所存在的问题与困境，“包容与民主”理论在规范意义上可以从三个方面优化社区治理结构、创新社区治理手段：以协商民主模式取代聚合民主模式，倡导拒绝排斥、鼓励包容的有效沟通以及培育社区的差异性团结。 　　一、 协商民主：取代聚合式民主的新模式 　　杨对于协商民主本文所阐述的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是源自西方的概念，同中国人民政协中的“协商民主”（consultative democracy）存在差异。对于“deliberative democracy”这一词汇的翻译，学术界也倾向于使用“审议民主”，但由于“协商民主”的使用更为普遍，本文仍然采取“协商民主”这一译法，特此说明。的颂扬建立于对聚合式民主的批判。所谓聚合式民主，即公民在选择公共官员与政策的活动中偏好聚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