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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书院研究现状与课题 　　[摘 要]分析了“日本书院”的教育特征，无科举制度下的社会学习，是为了教育，认为藩校、乡校、塾、寺子屋等近代化教育前人机构为书院，简素书院即为现代书院教育，并概述了日本近代化后的书院教育。 　　[关键词]日本书院；书院教育；简素书院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63(2007)03-0019-04 　　 　　一　“日本书院”教育的特征：无科举制度下的社会学习 　　 　　17世纪初，日本结束了由于内战而动荡不安的战国时代，由德川幕府统治全国，一直到欧美列强侵略东亚，将东亚带入近代化为止，前后大约维持了250年没有战争的和平社会。在这段期间，统治其他阶层的武士们，热衷于文武两道的学习。农民、工匠、商人等庶民们则在乡校接受教育。 　　进入了19世纪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地位的提高，幕府体制的崩坏，欧美列强的侵略，社会危机日益严重。各阶层开始意识到教育问题的重要性，并不断地寻求解决之道。在各地方的藩，建立起藩校和乡校，以及以习字和算数为主的初等教育机构――寺子屋；以汉学、医学、洋学、剑道、茶道、花道等为内容的约三千种的专门教育机构；私塾和家塾也纷纷开设。根据明治二十三年编纂的《日本教育史资料》一书的统计，藩校共295所、乡校共568所、私塾共1090所、寺子屋共11754所。说得更准确一些，定义和区别私塾与寺子屋是非常困难的，根据后来的研究调查报告显示，私塾和寺子屋的数量又有大幅增加，同时也在不断变动，在此特别加以指出。 　　上述的这些学校是以培养专业知识和思想品德教育为主要任务的教养教育机构，这使得一般大众的识字率急速上升，在开始进入近代化国民义务教育前，男子的识字率便已达到了50％以上，女子具有读写能力者达20％左右。这可以说是稳固了日本近代化后人才培养的根基。 　　在考察中国和韩国书院的历史时不难发现，这两个国家书院的学习目的，主要是为了应付科举考试。然而在日本的江户时代，却不存在这种所谓为了成为官僚而参加科举考试的现象。由于武士和庶民之间有着阶级的差别，并且依照职业性质区分为士、农、工、商，这种特殊的世袭制――身分制度，成为了抑制通过科举晋升官僚的主要渠道。 　　而另一方面，德川幕府除了认可基督教，还认可了人们思想与宗教的自由。人们可以自由学习，并接受儒教、佛教、神道等教育。幕臣们的教育主要是学习朱子学，但是也能够自由学习其他学说，例如：阳明学、荻生徂徕和伊藤仁齐的古学、本居宣长的国学等。所以，朱子学虽然只是这众多思想学说中的一个，却是江户时代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学说。随着各种学校的设立，在幕末维新时期的汉学塾，和较为冷门的明末清初时的东林书院所提倡的新朱子学、刘宗周的新阳明学也都受到重视与学习。 　　江户时代的教育与中国、韩国的教育相似，都是以朱子学与反朱子学的儒教势力为教育主流。但是江户时代的教育，其学习动机并不是为了参加科举考试。武士为了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社会领导者而进入藩校学习。而占社会人口80％左右的农民，同主导市场经济的商人和工匠们一样也都为了学习一技之长和陶冶思想品格而进入乡校、寺子屋、私塾里学习。与还在考试炼狱里轮回的东亚初、中等教育相比，没有考试制度的江户时期的学校，就像一个摆在眼前的教育实验场，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没有考试，也自觉自发学习的最好例子。 　　换而言之，江户时期的学校重视教学，但是办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应付考试。更精辟的说，日本书院的建学动机和目的，与中国和韩国的书院并不相同，虽说私塾之中，也有像中江藤树的藤树书院，楠本端山的凤名书院一样以书院命名的学校。从教育层面来看，日本的学校也和中国、韩国的书院一样采用朱子学和阳明学教学，但是从中国、韩国的书院观来看，是否能称之为书院，实在还有探讨的必要。将日本近代化前的教育机构――藩校、乡校、塾、寺子屋定义为日本书院为敝人之浅见，所以在此次发表之标题上，以引号加以定义和区别，为此用意所在。 　　 　　二　藩校?乡校?塾?寺子屋 　　 　　江户时代因为不存在科举制度，所以接受学校教育，并不是为了应付考试。 　　藩校、乡校、塾也都有各自的教学理念与方针，并不是墨守成规，采取单一化教学制度。寺子屋教育(幼儿教育)也针对各个学习者的实际情况和学习目的，采取各式各样的教学方式，做到了因材施教。 　　日本学校教育的定型化是在1872年颁布《学制》之后，1886年由初代文部大臣森有礼主持实施了《帝国大学令》、《师范学校令》、《中学校令》、《小学校令》等一连串相关的教育法令，确立了天皇国家体制下的近代教育制度。最初实施的小学教育，就是以寺子屋和私塾教育为基础的。而中学教育是以藩校和塾的指导思想为依据所创办的。但是随着校舍的兴建和教育内容的改革，江户时代旧有的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