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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世价值源起演变和思考 　　最近以来，看到一些有关“普世价值”的讨论，很有似曾相识的感觉。特别是讨论中不时流露出来的那些执着和热忱，让人难免不回忆起“普世性”和“普世主义”的最初推动者——基督教会的所作所为，当然也联想到对“理性”顶礼膜拜的启蒙思想家们，以及各种各样的、典型和非典型的“中心—边缘说”和“欧洲中心论”。 　　普世的观念最初来源于基督教。基督教原本是犹太人的宗教，耶稣基督曾经被称为“以色列的救主”。在基督教初期向外传播和扩张的时候，种族的界限是它必须跨越的一个障碍。根据《马太福音》所述，耶稣基督是上帝派来拯救以色列的迷失的羔羊的，一些居住在Judaea（现以色列南部地区）的非犹太人希望接受洗礼，皈依基督，这在犹太人中间引起了极大争论。而与此同时，一些出生在塞浦路斯和昔兰尼（今利比亚境内）的犹太人用希腊语在安提克传教，取得了很大成功，他们把耶稣基督称为“主，耶稣”而非“以色列的救主”，使非犹太人无需先将自己变成犹太人就可以成为基督徒。可以说，基督教早期得以在罗马帝国内部传播是与其“去犹太化”的努力分不开的，而“普世性”的概念就出现在这样一个历史场景之中。根据《加拉太书》，“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保罗虽然认为上帝的选民不必然是犹太人，但是，接受并追随基督的教义却是不可少的条件。在“普世性”背后隐藏着的先决条件是对基督教教义和规则的无条件接受。 　　从“普世性”的源头可以看出，“普世性”是建立在基督教之上、以基督教为核心的概念，它服务于基督教的传播和扩张。随着基督教在欧洲生根发芽，“普世性”这个概念又成为教会手中的思想工具，服务于多种目的：它是教会维持在基督教世界的核心地位、对抗以君主为世俗权威的工具；它是教会讨伐异端、维持教会正统的工具；它也是进行宗教战争、对外武力扩张的工具。 　　在中世纪之后，一系列的历史事件挑战了罗马天主教会在欧洲的主导地位，在思想领域，新教改革和启蒙运动挑战了教会正统神学的垄断地位。不过，无论新教改革还是启蒙思想都无意颠覆基督教信仰，无意否定基督教本身的“普世性”。恰恰相反，在中世纪后期萌芽的这些思想运动出自于对于信仰的热切追求，希望撇开罗马教会确定的、掺杂了太多尘世利益的、所谓“正统”的神学观念，进而探寻真实信仰的源头，探索隐藏在自然世界和人类历史之中的源自上帝的“普遍规则”。其结果是基督教世界观的“世俗化”，当理性取上帝而代之，成为启蒙思想家所确立的新的世界观时，“普世性”这个宗教概念并没有被抛弃，而是被新的理论体系所继承。在中世纪，基督教的信仰是普世的，在“理性时代”，“理性”和基于“理性”的种种规则是普世的，“普世性”就这样逐渐地融入到新的话语体系之中。 　　启蒙思想家所探寻的是“放之四海皆准”的普遍规律。比如，撰写了《论法的精神》的孟德斯鸠，他对“法的精神”的探索，其初衷正是为了寻找适用于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我看见了：个别的情况是服从这些原则的，仿佛是由原则引申而出的；所有各国的历史都不过是由这些原则而来的结果；每一个个别的法律都和另一个法律联系着，或是依赖于一个更具有一般性的法律。”（《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著者原序）所以，他写作的目的不是为了讨论各国的法律制度为何各具特色，而是恰恰相反，他要在各种素有天壤之别的法律制度之中，寻找能够一以贯之的普遍原则。另一位启蒙时代的著名思想家休谟则试图用“实验的方法”来“找出一切责难或赞许最终由之发源的那些普遍的原则”。尽管孟德斯鸠和休谟都为呈现在人类历史中的多样性所困惑，但是，这既没有动摇他们对这些“普遍规律”的信仰，也没有阻止他们对“普遍规律”的追寻。随着启蒙思想的发展，思想家开始认为，是否接受这些“普遍规律”成为人类是否能够走向进步的关键。 　　启蒙运动在欧洲如火如荼之时，也是地理大发现后欧洲进行殖民扩张之时。理性和以理性为基础的进步观念逐渐成为欧洲认同的核心内容，并成为西方文明的内核，成为“欧洲中心论”的基本理论依据。该理论认为，相对于东方的农业社会、无国家的民族和专制政府而言，在西方的欧洲生活着一批受到上帝眷顾的优等种族，建立了以理性为基础的先进工业经济和行政体系。这些先进的工业经济和行政体系是具有“普世性”的，非欧洲的、非西方的国家和民族或早或晚都将依此而走上“进步的”道路。掌握了“普世性”规则的欧洲是人类文明的“中心”，而其他社会则是“边缘”，文明的走向是从“中心”向“边缘”扩展。从这种理论出发的历史观认为，欧洲国家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殖民侵略是将“文明”带给这些落后国家和地区。 　　这种普世价值不承认其他文明的独立价值和发展轨迹，忽视其他文明对人类文明历史作出的独特贡献，否认在不同文明之间，特别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