歇斯迭里文学史意义.docVIP

歇斯迭里文学史意义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大概还没有一个人像郭沫若这样以巨大的反差存在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评价与民间话语的种种“流言”当中。来自前者的颂扬与来自后者的贬损几乎可以让一个普通的文学读者无所适从，而出现在学术圈内部的无所适从则可以说是导致郭沫若研究停滞不前的部分原因。在今天，我们究竟应该怎样来定位这位颇具争议的文学家呢?我觉得，在我们作为一位批评者按照当代流行的某种人生或艺术原则定位郭沫若之前，应该首先理清郭沫若本人的基本思路与意识取向，看一看走上文坛的他究竟是怎样自我选择，又是怎样来描述这一选择的。这里便存在一个郭沫若自己的“自我定位”问题。无法准确地理解郭沫若的自我地位，我们也就很难对郭沫若做出实事求是的定位。而脱离郭沫若本人实际的定位，其实也就丧失了应有的学术价值。这个时候，不仅是廉价的吹捧，即便是满怀“社会忧患”的指责也飘渺空洞，缺乏基本的力量。 　　郭沫若究竟是如何定位他自己的人生与艺术追求的呢?对于广泛介入社会文化众多领域，又一贯“与时俱进”的郭沫若而言，这可能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非三言两语所能回答。但这恰恰是在今天引起较大争议的方面――如他的善变，他的自我矛盾以及作为文学创作的某些直白和简陋!其实郭沫若一踏上文坛就有过清晰的自我描述和自我表白，对于自我的精神特征和人生艺术形态，郭沫若本人早有过完整的表达和思考。我们可以指责一位文学家自以为是所掩盖的无知与浅薄，也可以揭发他道貌岸然背后的狡诈与虚伪，但是，对于一位作家真诚的几乎是和盘托出的自我倾诉，还包括这些倾诉中思想的反诘与挣扎，却需要寻找一个“阐释的高地”，加以更具有说服力的分析。至少，我们再也没有理由以郭沫若已经意识到并常常加以自我追问的部分作为攻击他“无知”或“浅薄”的根据。这就像我们面对“忏悔”的卢梭，当他以几乎赤身裸体的坦白完成如此大无畏的宣布之后，我们谁还能够以道德家自居呢?“不管末日审判的号角什么时候吹响，我都敢拿着这本书走到至高无上的审判者面前，果敢地大声说：‘请看!这就是我所做过的，这就是我所想过的，我当时就是那样的人。不论善与恶，我都同样坦率地写了出来……万能的上帝啊!我的内心完全暴露出来了，和你亲自看到的完全一样，请你把那无数的众生叫到我跟前来!让他们听听我的忏悔，让他们为我的种种堕落而叹息，让他们为我的种种恶行而羞愧。然后，让他们每一个人在您的宝座前面，同样真诚地披露自己的心灵，看看有谁敢于对您说：我比这个人好!’” 　　语词是一个需要在特定语境中加以分析判断的事物，歇斯迭里(今天通常写做“歇斯底里”)这个词语在今天常常被用做贬义，不过，究其病理学的原始意义而言，却不过是对一种躁动性格的描述，它多发生于具有敏锐的感受能力之人，又与外部世界的压力有关。客观而论，一个生存于动荡不安的20世纪的中国文人，但凡能够不回避现实又情感丰富者，大约都能够理解这样的精神特质。值得注意的是，刚刚独立踏上人生、学过医又选择了文学的郭沫若就是对这样的性格气质产生了高度的认同。到了1930年代初，回顾“创造生涯”的郭沫若是这样进行自我“精神分析”的： 　　“歇斯迭里”这种病，在从前以为是女子的专病，但在欧战当时发生了所谓“战壕病”，是对于战争的恐怖使人的精神生出异状，才知道男子也有得这种病的可能。其实广泛地说时，我看一个民族或社会似乎都可以得这种病。 　　文人，在我看来，多少是有些“歇斯迭里”的患者。古人爱说“文人相轻”或“文人无行”，或甚至说“一为文人便无足观”。这对于文人虽然不免作了过低的评价，但事实上多少也有些那样的情形。尤其在整个民族受着高压的时候，文人的较为敏锐的神经是要加倍感觉着痛苦的。许多不愉快的事情遏在心里说不出来，就像一个烟囱塞满了烟煤，满肚皮氧化不良的残火在那儿薰蒸，当然是要弄得彼此都不愉快的。 　　在《创造十年》中，在早期自传、书信和留日时期的小说中，我们到处都可以读到郭沫若对“歇斯迭里”的描绘和表现： 　　住在日本的时候，就像要发狂的一样想跑回中国，就使有人聘去做中学校的国文教员也自誓可以心满意足的我，跑回上海来前后住了三四个月，就好像猴子落在了沙漠里一样，又在烦躁着想离开中国了。 　　我当时实在是有些躁性狂的征候，领着官费，养着老婆儿子，实际上不外是一条寄生虫，而偏偏要自比屈原。就好像自己是遭了流放的一样，就好像天高地阔都没有自己可以容身之地。 　　白华兄!我到底是个甚么样的“人”，你恐怕还未十分知道呢。你说有Lyrical的天才，我自己却不得而知。可是我自己底人格，确是太坏透了。我觉得比Goldsmith还堕落，比Heine还懊恼，比Baudelaire还颓废。我读你那“诗人人格”一句话的时候，我早已潸潸地流了眼泪。 　　咳!总之，白华兄!我不是个“人”，我是坏了的人，我是不配你“敬服”的人。 　　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