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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偷俄罗斯历史伤痛与反思 　　[摘要] 苏联以及解体之后的俄罗斯电影一直有着悠久的现实主义传统，1997年拍摄的俄罗斯电影《小偷》就是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影片。它在历史现实的回望中所传达出的俄罗斯这个民族精神深层的情感、心理、困境，很好地体现了现实主义美学创作的关键，即于历史现实的流动中的精神攫取。 　　[关键词] 《小偷》 俄罗斯 现实主义 　　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2.22.023 　　《小偷》这一拍摄于1997年的俄罗斯电影，以一个渴望“父亲”的男孩的回忆，展开了在苏联解体后的现实背景下对曾经历史的重新审视与反思。影片中草木枯黄的荒原、冰雪飘零的大地、灰蒙蒙的主色调、手风琴演奏的寄托战争哀伤的歌曲《道路》，人物的故事与命运，都带着强烈的俄罗斯风情和现实主义的美学风格，慢慢地诉说着这个民族的苦难与动荡。 　　谈起现实主义，苏联以及解体之后的俄罗斯电影中的现实主义传统可谓源远流长。无论是一些改编自本民族优秀文学作品的电影，还是苏联社会主义体制运行期间的依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学原则的电影创作，还是解体之后的那些关注俄罗斯当下现实的影片，都体现着对现实主义美学的一以贯之的坚持。这种坚持，如有学者所说的，“不仅源自19世纪俄罗斯文学所奠定的厚实的批判现实主义传统”，“同时，俄罗斯现实中一直挥之不去的深重苦难，也是孕育、滋长苏俄电影现实主义美学追求的肥沃土壤”。[1]在苏俄电影中现实主义美学始终坚持的背后是创作者们对这片土地深沉而又长久的凝视，满含着诗意与忧伤的情感。 　　现实主义美学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世界现实的无穷尽的发展与流动，为现实主义的创作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和前景。19世纪50年代，作为现实主义术语最早倡导者之一的法国小说家、评论家尚弗勒里，曾预言说，现实主义最多只能延续二、三十年。然而至今，现实主义的美学创作并没有从世界文艺的“地图”上消失，并随着现实的流动处于不断地发展之中。源自于丰富的现实生活的现实主义的审美反映，自然是不能归结为某种特定的形式与手法。而即使“以生活本身的形式反映生活”是现实主义创作的基本原则与要求，这也不是现实主义美学创作的关键所在。在我看来，优秀的现实主义电影创作，绝不是按照生活本来的模样精确细腻地加以描写的结果，其精髓不在于细节的真实，而是在于历史现实的流动中的精神攫取，是“电影随着现实的流动面对各种各样的历史挑战所作出的精神回应”，“准确地传达了一个民族在具体的实践程途中所遭遇的各种各样的问题、矛盾，艺术地再现了他们的困境与希冀”。[2] 　　因而，对于这部俄罗斯现实主义创作的电影《小偷》，尽管人们围绕着这部电影一直谈论的政治隐喻与象征的巧妙，是这部电影的亮点之一，但是影片最打动人心的，我觉得是在俄罗斯的历史现实的流动中抓住了这个民族精神深层的情感、心理与困境。 　　一、“伤痛感”与“动荡感” 　　这种伤痛与动荡首先来自于历史的战争，影片开头即是一个失去父亲的孩子降生于草木枯黄、冰雪覆盖的荒原的小路上，这一对因战争而被遗弃的母子，在战后的萧条、凋敝的环境下，注定着漂泊流浪的命运。与那些强烈控诉、批判战争所带来的毁灭与创伤的二战经典电影不同，战争的伤痛在这部影片中没有浓墨重彩的撕裂般的呈现，而是伴随着孩子眼前不时出现却又飘忽即逝的“父亲”的幻影，于淡淡的外在下深藏着的挥之不去的隐痛。 　　如果说，战争所带来的伤痛与动荡是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人民也同样承受着的，那么随后影片中所呈现的苏联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底层小人物过的贫困、流离不定的生活，即是有着这个国家特定的时代感慨。时至1952年，在充满着美好社会图景想象的社会主义体制下的苏联大国，影片中的人物生活呈现给我们的却是漂泊、贫穷与欺骗的面目。生活没有着落的卡嘉母子乘坐在火车上，却没有明确的方向和目的地，车厢内偶遇的军官，高大、气派、体面，原以为从此有了坚实的生活依靠，然而美好的假象下掩藏着却是欺骗与不堪，生活仍然是居无定所的漂泊，这种残酷的现实更是剥夺了他们原本贫穷却单纯简单的快乐以及为人最基本的自我认同的尊严。而左邻右舍的人们在托杨招待他们的筵席上被花言巧语和马戏团入场券骗得晕头转向，更有人激动地举起酒杯说，“我要敬让这一切成真的人，不仅如此，敬有道德、有智慧、最了不起的人，敬斯大林同志”。但讽刺的是，给予他们眼前的美好幻影的是一个意怀不轨的小偷，美丽的狂欢背后是遭受洗劫的沉痛，这种被欺骗而幻影破灭的伤痛正是那些身处于被号称为社会主义天堂里的人们在艰难的生活中所感受的。 　　其实，与其说这种伤痛是来自于贫穷与欺骗，不如说更深层次地来源于信仰的背叛与失落。渴望父亲的男孩桑亚从对军人外表的托杨所具有的男性力量、权力特征的逐渐崇拜，到认同托杨是父亲的精神情感上的寄托与笃定的等待，到最后“弑父”的决绝，这个过程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