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同与尚贤墨子政治和合伦理路径探析.docVIP

尚同与尚贤墨子政治和合伦理路径探析 　　[摘要]传统中国社会的政治分合具有特定的善恶取向，其合理性取决于价值主体的指向性，即政治为了何种主体、满足何种欲望。殷商以来特有的历史情境造就了民本主义的政治情感，至战国时期，养民、惠民已经成为急切的政治需要。墨子关爱民生，以一种显别于儒家“仁政”的“义政”来推行、倡导“兼爱”以利天下的秩序安顿，在政治路径的选择方面主张“尚同”以实现“一同天下之义”，并通过“尚贤”缓和“人异其义”的伦理困境。以“君无常贵”、“贤无常贵”的贤德建设和合治德冲突，突显其异于时代的政治智慧，对当下的民主政治改革有重要启示意义。 　　[关键词]墨子；“尚同”；“尚贤”；政治和合；伦理选择 　　[中图分类号]B224；B8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11X（2014）01―0031―05 　　战国时代国与国之间的祸篡不已，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一种政治常态，清初学者顾炎武直言，与春秋时代相比，“七国绝不言礼与信矣”，也“绝不言王矣”（《日知录?周末风俗》），可见战国时代的政治形势已与西周大不相同，变化也最为剧烈。墨子面对纷争动乱的社会现实，迫切渴望息争止乱，因而“一天下之和”自然成为其孜孜以求的政治理想。从具体的制度设计层面来看，这里的“和”既可以作为一种伦理存在，也可以作为一种制度推演的政治过程。作为伦理存在的“和”是墨子渴望达到的一种和谐统一的社会状态；作为一种政治过程的“和”则是消除社会冲突的政治统一过程。二者何以统一呢？墨子选择了颇有政治意境的一条路径，在其看来，以“一同天下之义”来统一协调社会冲突、化解社会矛盾，而在政治实践的路径选择方面，墨子大力倡导“贤人之治”，以此来实现政治统一，从而达成社会存在的理想状态。 　　一、“尚同”：“一同天下之义”的道德困境 　　国泰民安是为政治之善、社会之“和”，墨子言“和”源于“不和”，“和”作为一种伦理状态，以“不和”的社会现实为基点。因而，墨子认为求“和”应先知“异”，“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必知乱之所自起，焉能治之”，若“不知乱之所自起，则不能治”。故“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不可不察乱之所自起”（《墨子?兼爱?上》）。何为乱之所自起？墨子曰：“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时，盖其语，人异义。是以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其人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是以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正因为如此，“是以内者父子兄弟作怨恶离散，不能相和合”，天下百姓“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以致“隐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乱，若禽兽然。”（《墨子?尚同上》）社会若长期这样发展下去，则天下必然失“和”。这种各自为政、相互攻杀、天下“失和”的根源在哪里呢？墨子以为国与国相战，天下没有实现统一，是“别”之所生，即上述所云“人异其义，而交相非，此乃天下之大害。而仁人之是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如何才能达此目的，兴天下之“和”呢？墨子日：“兼是也”（《墨子?兼爱上》）。 　　“兼”是墨子一以贯之的中心思想，是其伦理内核所在。墨子对政治的认识正是以此为原点，来寻找实现天下一统、政治至善的可能路径，这个路径就是“尚同”，即“上同”。只有天下百姓思想上同于天子，结束一人一义的混乱局面，做到“天子之所是，皆是之；天子之所非，皆非之”（《墨子?尚同上》），这样才能实现统一的社会意识和社会观念，保持国家在政治、思想、文化、法律等方面的高度统一，从而结束战乱，实现和平、稳定，终致百姓安居乐业，达到兴天下之利的社会良序状态。人们在这样的社会状态下生活，没有不义的战争，人与人和睦相处，“兼相爱，交相利”。所以，“尚同”之“义”在墨子看来就是善，“义者，善政也”（《墨子?天志中》），因而“尚同”不仅合乎道德的要求，也是一种主张“兼相爱，交相利”、“非攻”等宏观意义上的治国之道，其义在于建立一套统一的统治秩序。如此理解“尚同”确有合天意、事民利的思想，上同“天下之义”在一定程度上似有“民意”表达的积极意义，即墨子所言“利民以利天下”的思想。 　　然而，在“一同天下之义”的同时，是否存有扼杀民意之念呢？若仅以自上而下的单向度的“一同天下之义”而言，则民意何以上达，民愿何以实现？虽墨子以为择天下之贤良置君之左右，以为相辅相正，然而，发政施教者唯天子是从，“上之所是，必亦是之；上之所非，必亦非之”，甚至“尚同其上，而毋有下比之心”（《墨子?尚同中》）。这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一同天下之义”隐设的“一统天下”的内涵，所以，杨俊光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墨子的尚同思想“确实是后世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封建国家理论的最早表述。在这样的理念下，墨子强调百姓当学天子之善言善行，“天子为发政施教，日：‘凡闻见善者，必以告其上；闻见不善者，亦必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亦是之；上之所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