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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选选文标准初探 　　摘要：目前，国内对《文选》选文标准的研究，各执一词。本文通过研究探讨前人的研究成果，发现前人之研究存在一定的分歧，因此，本文在研究《文选序》的基础上，探究得出《文选》选文的两个标准：一：“以能文为本”；二：“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 　　关键词：文选；选文；标准 　　一、前人研究综述 　　前人对萧统《文选》的选文标准也有较多的研究，在这方面也取得了很大成果。但是前人的研究看法不一，存在一些分歧，概括起来前人的研究主要有两种看法：第一种是阮元、朱自清“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观点；第二种是日本学者清水凯夫的“沈约说”。 　　（一）阮元、朱自清“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之观点 　　清代阮元最早把“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看作是萧统编写《文选》的选文标准。阮元在《书昭明太子文选序后》中说：“昭明所选，名之日“文0盖必文而后选也，非文则不选也。经也、史也、子也，皆不可专名之为文也。故昭明《文选序》后三段特明其不选之故。必“沉思飞“翰藻”，始名之为‘文’，始以入选也。”阮元在《与友人论文书》说：“昭明《选序》，体例甚明。后人读之，苦不加意。《选序》之法，于经、史、子三家不加甄别，为其‘立意’‘记事’为本，非‘沉思’‘翰藻’之比也。” 　　朱自清先生在选文标准上也同意阮元的观点，他在《“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说》中这样评论阮元的观点：“这样看来：‘沉思’‘翰藻’可以说便是昭明选录的标准了。这是对的。”对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朱自清将其解释为：“事，人事也。义，理也。引古事以证通理，叫作‘事义’。同时认为“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是指“善于用事，善于用比”。 　　然而近代有学者指出“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只是萧统编选的史论、赞等的部分文体，并不能代表整个《文选》。因此“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只是《文选》中选录的“史论”、“史述赞”的标准，不能作为萧统编纂文选的标准，但可以说是选文标准的一部分。 　　（二）清水凯夫的“沈约说” 　　日本学者清水凯夫最先提出沈约的《宋书?谢灵运传》是萧统编纂《文选》的选文标准，并在《的编纂目的和撰（选）录标准》中阐释证明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萧统编写《文选》的选文标准是依据沈约《宋书?谢灵运传》一文中对汉魏晋宋文学史的评价。沈约《宋书?谢灵运传》云：“自汉至魏，四百馀年，辞人才子，文体三变。相如工为形似之言，班固长龄情理之说。子建仲宣以气质为体。并漂能擅美。独映当时。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习，源其相流所始，莫不同祖风骚。徒以赏好异情，故意制相诡。” 　　并且清水凯夫还研究发现，《传论》中评价较高的的潘岳、陆机、颜延之、谢灵运等四人，也是《文选》中收录的作品最多的作家，因此他认为《文选》选录诗的标准确是《宋书?谢灵运传》。 　　但是清水凯夫的这一观点，国内学者异议颇多。钟嵘对陆机的评价为“太康之英”，潘岳可与陆机齐名、谢灵运为“元嘉之雄”，颜延之可与谢灵运比肩，他们都为“五言之冕，文词之命世”。而且钟嵘在《诗品》中将陆机、潘岳、谢灵运都列为上品，颜延之也列为了中品。因此，陆机、潘岳、颜延之、谢灵运四人的文学水平在当时是被大家所公认的。因此，清水凯夫所持的观点，是没有说服力的。 　　二、选文标准之拙见 　　上述两个观点，在《文选》选文标准方面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都过于片面。要想真正明白萧统编录《文选》的编选标准，对于《文选序》的研究应首当其冲。《文选序》是萧统阐释编录《文选》的标准，并且是出自萧统本人之手，相对沈约的《宋书?谢灵运传》，更具有史料价值。目前有些国内对《文选》的选文标准的研究有些片面，我认为应该从整体出发，通篇理解《文选序》，才能真正理解其选文标准。 　　（一）“以能文为本” 　　萧统在《文选序》中阐述了不选经书、子书、史书的理由为这些作品都“不以能文为本”。萧统在《文选序》中说明“姬公之籍，孔父之书”乃是“孝敬之准武，人伦之师友”，因此表明这些经典典籍是以提倡伦理规范为根本，并不是“以能文为本”，不属于文学作品，因此不选。而“老、庄之作，管、孟之流”这类诸子之书，在萧统眼中亦不是文学作品一类，它们“以立意为宗”，所谓“以立意为宗”指先秦诸子著作以表达思想见解为宗旨，而不以善于作文为目的。由此可知，诸子之作并不是“以能文为本”，不符合标准，因此不选。至于记事和编年的史书，《文选》也不予选录，因为“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它们是用来褒贬是非，记录历史发生的时间的，不能作为文学作品，也不是“以能文为本”。 　　因此可以看出，萧统《文选》选文的一个重要标准是“以能文为本”。萧统用文学作品与经书、子书、史书相比较，通过阐述文学作品与其三者的差异，以及三者差异的相同之处，来间接地阐明《文选》的选文标准。 　　（二）“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