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道之争历史回视与反思.docVIP

文道之争历史回视与反思 　　“文”与“道”的关系,是一个争论已久但至今仍然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多年来,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一直摇摆不定。有时过于强调“道”,语文课便上成了思想教育课,此谓“载道说”;有时过于强调“文”,语文课又上成了纯粹的语言文字训练课,此谓“工具说”。“载道说”与“工具说”时而更迭、时而交汇,起起伏伏,贯穿于整个语文教育史、尤其是百年来的现代语文教育史。 　　 　　一、“文”“道”之争的历史回视 　　 　　我国古代语文教育在夏商等奴隶社会就出现了,但春秋战国是语文教育的兴盛时期。东周以后,奴隶社会被封建社会取代,原来的奴隶主贵族不得不改变身份,形成“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局面(《左传?昭公十年》)。新的阶层――“士”开始出现,学术文化为他们所掌握,私学开始兴盛起来,打破了原来“学在官府”的藩篱。其中对后世影响较大的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就主张“有教无类”,推行平民教育,扩大教育范围,并曾删定《诗》《书》《礼》《易》《春秋》作为教材,阐述儒家思想。儒家文化所强调的教育内容对中国语文教育产生了巨大影响,汉朝建立,吸取秦朝的教训,重视文化教育。到汉武帝时,为了进一步巩固封建统一政权,采纳了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儒家的《诗》《书》《礼》《易》《春秋》被尊为“经”,立于学官,置五经博士,并以此作为选拔人才的重要条件之一。儒家思想作为一种统治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思想从此确立。唐代韩愈、柳宗元掀起“古文运动”,明确提出“文以载道(即儒家的政治主张)”的口号。“科举”是封建王朝设科选拔官吏的考试制度,始于隋朝,所考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唐代为《五经正义》,明清两朝以“四书”“五经”的文句为题,规定文章的格式为八股文,解释则以朱熹的《四书集注》等为依据。考试的内容也是教学的主要内容,所以儒家经典也是学校语文教育的中心,突出的是这些儒家经典中的儒家思想与儒家道德价值。综上所述,我国古代语文教育主要是传儒家之“道”的教育。 　　鸦片战争后,随着民族危机的深入,康有为等一大批有识之士清楚地认识到,要挽救民族危亡,要富国强民,就必须废除“无裨实用”的八股文,探求经世致用之学。1904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这是我国第一个经正式颁布后曾在全国范围内实际推行的学制。这一年是癸卯年,所以又称这个学制为“癸卯学制”。该学制规定的小学和中学教育的必修学科中都有中国文学课程,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开始从其他经史子集中独立了出来,语文教育进入现代期。当时《学务纲要》中明确规定:“其中国文学一科,并宜随时试课论说文字,及教以浅显书信记事文法,以资宦科实用,但取理明词达而止。”语文教育作为交际工具的实用特点得到初步确认。 　　辛亥革命后,以蔡元培为代表的教育家进行教育改革,在语文教育方面,先是取消了读经讲经,接着在“壬子?癸丑学制”中规定小学国文的任务是“使儿童学习普通语言文字,养成发表思想之能力,兼以启发其智德”,中学国文的任务是“使学通解普通语言文字,能自由发表思想,并使略解高深文字,涵养文学之兴趣,兼以启发智德”。这一认识强调应用性,认识到国文是一门技能学科,这就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初步明确了普及交际工具的意义。 　　“五四”后,人们对普及交际工具的认识提高到了为民主、科学的层面。主张语文教育“为人生、为生活、为交际”服务,所谓“人生”“生活”“交际”,其实说的基本上是“个人”,它与封建的为“君主”、为“圣贤”、为“天下”,是背道而驰的。 　　新中国成立后,五十年代,“工具说”承续历史,力图把语文教育推演成纯粹的语言文字训练,“载道说”却不允许它发展。二者相碰撞,产生了六十年代初的“文”“道”之争。最终,二者的冲突,以张志公先生的《说工具》作为结束,1963年《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中第一次明确指出“语文是学好各门知识和从事各种工作的基本工具”,提出了语文学科的工具性,这标志着“工具说”占了上风。六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末,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语文教育完全异化为政治教育,“载道说”达到了巅峰期。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历史发生重大转机,极左思潮受到整个社会的遏制,于是“工具说”得以重返中国语文教育的历史舞台。但语言文字训练愈演愈烈,90年代初期义务教育大纲强调知识点和能力训练等,学校的应试教育也悄然发展为一种不良的教育思潮,考什么教什么,机械的训练,题海战术,沉重的负担,思想道德和审美教育的缺失,使学生的语言表达思想贫乏、感情枯竭,内容飘浮。语文教学的现状招致了人们的不满,人们开始对“工具说”提出质疑。1995年之后,强调恢复人文性在语文学科中应有的位置,成了人们最关注的热点,最终导致了20世纪末关于语文教学问题的大讨论。大讨论中,有不少人把语文教学的弊端归咎于“工具论”,认为正是它导致语文教学的理科化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