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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迎还拒中国古代司法与民意互动关系研究 　　摘要：中国古代的司法对待民意既有尊重与吸纳的一面，亦有拒斥与打压的一面，二者之间维持一种微妙平衡，统治者为维持这种平衡，采取了诸多措施。潜藏在古代司法与民意关系背后的是政治的身影，统治者乃将司法作工具化考量，实用主义的政治观使得古代的司法与民意平衡出现扭曲。当今中国的司法仍未完全脱离“政法逻辑”，现代性司法与民意关系的建构有赖于现代化政治的确立。 　　关键词：司法；民意；互动；平衡 　　中图分类号：D909.92 　　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2017.01.0019 　　一、复杂的民意与矛盾的态度 　　所谓民意，通常指的是一定数量的民众对于特定公共事件所表达的意见、愿望与要求。民意的主体是民众，客体是公共事务（事件），其表现形式则是舆论。民意不可捕捉，难以物化，具有相当的复杂性，表现如下： 　　其一，民意的内涵包罗万象。民意中既有民众法律正义的理性追求，也不乏社会大众的个人利益的诉求，有时候民意表现为一种情绪的宣泄，是一种无具体利益指向的盲从与附和，有时候民意又是积愤的迁延，是对社会政治问题的不满的一种转移――通过对司法个案的批评来表达其积蓄已久的不满。由于群体的复杂性与多元化，不同诉求的民众在一个案件中同时发声，多种民意构成要素是同时存在的。 　　其二，理性与非理性交织并存。一方面，民意具有非理性的一面。勒庞从心理学的角度对群体作了细致入微的研究，勒庞指出，群体具有冲动、多变、急躁的特点，群体容易轻信，群体的情绪化非常严重，喜好夸张，群体偏执、专横且保守，等等。群体的思维是形象化的，放弃对事物的逻辑化推敲，他们容易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成为刺激感官的奴隶[1]。显然，在勒庞那里，民意不过是群体非理性冲动的产物。非理性的民意有多方面的体现：一是民意具有情绪化的一面，民意，特别是司法领域的民意在内容上往往产生于朴素的义愤，这种义愤带有情绪化的特点。二是民意所依赖的道德感是非理性的。群体的道德很难遵守我们理性的道德定义，比如广场群众批斗会上就会出现犯人被群殴致死的结局[2]。三是民意具有盲从性。齐佩利乌斯就曾提醒我们：“‘具有多数公认力的正义观念’作为一个标准却是不无问题的。尤其是，它不能被简单地等同于表面上的多数意见。这种多数意见往往是为利益，而非为良知所驱动；它常常不过是被操作的‘?闹谝饧?’。”[3]另一方面，民意中也蕴含着部分理性。勒庞关于群体非理性心理的描述在他那个时代大致能够成立，但他忽略了群体的时代性。个体固然可能思维懒惰，存在盲从性，但也存在一定反思的能力。当我们分析民意性质之时切忌忽略时代的变换，群体的理性思维与表达不是故步自封、一成不变，而是随时代而不断发展的。从词义上看，勒庞的群体主要指的是群众，群众属政治概念无疑，在专制政体下，群众必须受控于独裁者，听命于权威发布者，他们受到风雨不透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操控。作为专制时代的群众，是文化素质偏低、意识形态受控、反思能力不足的群体。在民主国家，群众已经进化为公民，公民具有批判与反思的公民精神，现代社会下的公民不仅具有理性反思的要求，而且具有理性反思的能力，其文化素质与权利意识不可同日而语。 　　其三，变动不居且易受操控。民谚有云：“民意如流水”，这句话确实从某个角度揭示出了民意变动不居的一面。孙笑侠认为：“民意具有不独立性，易受外界诸因素诱导而发生变化。”[2]波斯纳指出：“在实际运作的民主中，无知普遍存在，自私非常显著，有时一种与利益完全无关的憎恶也起作用。”[4]可见，民意往往缺乏内在一致的、固定的追求，而只是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民意之所以流变，在很大程度上乃是由于相关案件信息与法律知识的缺失。由于民众并非案件的当事人，亦非专业的法律人士，因此很难仅仅通过网络消息和坊间传闻以把握案件的事实情况，也不能对案件的处理作出客观的法律评价，从而只得被所谓意见领袖牵着鼻子走。由于群体的利益与价值追求并不统一，在民意的发展过程中，缺乏一个稳固有效的“焦点”来统摄民意，民意因此易受外力操控。变动不居而易受操控性也使得民意往往在外力的操控之下进一步复杂化。 　　复杂的民意导致古代统治者对民意的“爱恨交织”，“既爱且恨”的矛盾心态由此产生，一方面，古代统治者为宣扬、巩固其合法性不得不诉诸人民，希望通过臣民的认可与服从坚固其统治基础；另一方面，古代统治者对于高涨的民意及自觉自由的民意又往往心存戒惧，不敢放任民意的发展。实际上，古代帝王对民意的态度与“叶公好龙”极为类似，他们想要的不过是听话的民意，受控的民意，能与其统治相向而行的民意即接纳、助推，甚至制造，而对其统治存在威胁的民意，即压制、打击，乃至消弭。总之，古代统治者对民意的态度以“矛盾”二字概括殊为合适，这一矛盾心态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