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钓鱼式行政执法合法性分析 　　摘要：上海“钓鱼执法”一案，在网络和民意的监督下，一时间成为舆论热点，“钓鱼式”行政执法本身是否具有合法性,引发社会热议。“钓鱼式”行政执法缺乏合理性，主要表现在：缺乏合法性法律依据；罚款处理方式不合法；执法程序不合法。 　　关键词：钓鱼执法；合法性；程序 　　中图分类号：D922.1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 （2011） 17-0117-02 　　 　　一、“钓鱼式”行政执法事件及过程 　　2009年9月上旬，上海张晖“好心搭载胃疼陌生人”被上海闵行区交通执法大队据此认定自己非法营运，张晖不服上海闵行区交通执法大队的处罚。10月14日晚7时30分左右,上海某公司司机孙中界，应一名衣着单薄的男子恳求同意其搭车,行车没几分钟他即被两辆车包围、逼停,被指认涉嫌黑车经营,车辆被有关部门扣留，孙中界怀疑自己被“钓鱼式”行政执法，不懂如何用法律自救的他断指示清白。按照闵行区交通执法大队的工作总结，两年来仅闵行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查处的非法营运车辆就多达5000多辆，罚没款高达5000多万元， 这种“钓鱼式执法”迅速演变成为公共话题，笔者认为有必要先描述下这种“钓鱼执法”的全过程。 　　作为行政执法主体的交通执法大队，通过在社会招募“钓头”和“钓钩”，由其假扮各种处在紧急、可怜状态的普通市民，以骗取同情等方法，在行动范围内“垂钓”私家车，上车后用携带的录音设备以取证，主动表示给钱，到执法大队埋伏区即要求下车。待车主将车停稳，则突然地拔取车钥匙。同时，埋伏多时的执法队员汹涌围上，使用暴力将车主制服，并搜去身上所有财物和证件，开出罚单并暂扣车辆。至此，“钓头”和“钓钩”任务完成，他们成功垂钓一次可分得几百元人民币。车主若想取回被扣车辆，必须缴纳万元巨额罚款，“承认非法营运”，同时签署“放弃抗议申辩”文书，最后缴纳200元“代驾费”后提车。 　　此类事件日益引发公众的质疑，“钓鱼式”行政执法是否具有合法性,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将从法理角度分析其合法性。 　　二、“钓鱼式”行政执法的概述 　　（一）“钓鱼式”行政执法的概念 　　所谓“钓鱼式”行政执法是指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特意设计一些能诱发行政违法的情境，或者根据违法活动的倾向性向行政相对人或者其他调查对象提供实施的机会和相关环境条件,以此来收集相关证据和掌握相关信息,待犯罪行为实施时或者结果发生后,当场对其进行拘捕，并对行政违法相对人作出相应的处理。 　　（二）“钓鱼式”行政执法的研究现状 　　从目前我国行政执法的实际状况来看,在公安、交通、技监等行政机关的行政执法活动中,“钓鱼式”行政执法都不同程度的存在着。诸多法学界学者将这种“钓鱼式”行政执法行为称为“公权碰瓷”和“公权敲诈”，认为如果运用不当，轻则侵犯人权，重则将致人犯罪，与中国法治发展无益。经济学家认为错误的执法，将导致社会财富的消耗。 　　对于合法的行政行为的界定，世界各国执法机关也都有着相似的限定标准，尤其是对“诱捕”有着严格的控制要求，第一，诱捕对象是犯罪嫌疑人；第二，已经掌握其部分证据；第三，诱捕时的事实不作为犯罪证据，也就是说，所设之套本身不能成为违法犯罪的证据。 　　各个法系的国家在法律中对“钓鱼式”行政执法各有规定，英美法系专门称之为执法圈套（entrapment），它和正当防卫等一样，都是当事人无罪免责的理由。大陆法系国家对此有严格限制，日本法律禁止执法者为了取证，诱惑当事人产生违法意图，因为这是国家公权侵犯了当事人的人格自律权。从这一标准为起点，本文将着力于对“钓鱼式”行政执法的合法性进行分析。 　　三、“钓鱼式”行政执法分析 　　（一）“钓鱼式”行政执法缺乏合法性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六条规定:行政机关发现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的,必须全面、客观、公正地调查和收集有关证据。2002年10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七条明确规定:“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证据材料”和“以利诱、欺诈、胁迫、暴力等不正当手段获取的证据材料”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江苏省公安厅制定的《关于办理卖淫嫖娼案件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严禁民警以诱导他人实施卖淫、嫖娼等方式查处卖淫嫖娼案件;调查取证时,应注意尊重和保护当事人的人格权、隐私权,防止侵犯人权等等。但是查阅相关执法依据,我们无法找到“钓鱼式”行政执法的合法依据。分析案例我们看到的是相关行政机关通过“倒钩”这种可谓欺诈的方式，积极能动的去诱发犯罪，执行目的与执行方式突破了合法的底线，不同程度的侵犯了公民合法的人身权利与财产权利――这些宪法赋予我们的至高无上的权利。同时，使政府的公信力与法律的权威受到公众的质疑。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