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关村引领京津冀协同创新建议.docVIP

中关村引领京津冀协同创新的建议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进程中，作为首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中关村是国家自主创新的战略高地、辐射源泉，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中关村在京津冀协同创新中的辐射、引领作用，至关重要。 　　未来发展中要进一步发挥中关村引领京津冀协同创新，必须要有新理念、新思路和新部署。 　　转变工作导向 　　首先要转变抓产业、抓项目的工作导向，把“人”的高效流动配置作为区域协同的基点。 　　过去，区域间的合作往往是产业优先，项目为王，各类政府机构、园区机构往往首要职责就是抓招商、抓产业、抓项目，每个人都有招商任务，个人升迁、绩效与招商指标完成情况挂钩。今天，现实发展情况不是传统的“人”跟着产业走，而恰恰是“人”决定了新兴产业的走向、成败。目前，京津冀由于区域间发展阶段、创新环境、配套条件等造成的“人才”区域流动困境恰恰成为协同创新的核心瓶颈。 　　把区域协同的基点放在“人”的高效流动上，三地应围绕创新创业型人才跨区域就业创业的实际需求和瓶颈制约，推动改革，创造条件，让创新要素跨区域流动起来。扭转过去依赖要素投入、规模扩张的“有极限”外延发展模式，转向依靠“人”的创新创业效能释放的“无极限”内涵式发展。 　　转变竞争思维 　　其次要转变拼政策、拼成本的竞争思维，把服务提升和环境营造作为塑造区域优势的出发点。 　　传统区域竞争模式下，区域之间吸引产业落地、企业集聚更多的要靠区位优势、交通条件、土地成本、政策优惠、奖励补贴等方式，势必造成区域间政策博弈，而企业在多方区域比较选择而得利。就京津冀区域内部而言，交通区位、产业配套、政策支持等差异性会显著减小，从企业现实选址因素来看，也更为理性，更加关注综合运营成本和服务配套水平。 　　从拼政策、拼成本转向“拼环境、拼规划、拼服务”，要尊重市场主体的迁移规律。就企业迁移选址的考量来看，企业除了关注土地成本、区位条件之外，还更加关注包括企业生产成本、运营成本、招工成本、配套成本等在内的综合成本最低化。这就要求在京津冀区域对接合作中，政府部门要在大力做好硬件设施建设、配套的同时，围绕产业发展、企业落地的需求，全方位提升政府服务、公共行政服务，金融、人才、中介等第三方专业服务以及生活配套服务水平，营造“便商利商宜商”的配套环境，打造企业服务高地、综合成本洼地，增强对产业转移、企业落地的吸引力。 　　转变惯性模式 　　再者要转变挖存量、重短期的惯性模式，把增量培育、创新转型作为区域协同创新的重心。 　　当前，中央层面已经做出了关于经济新常态、经济降速、弱化GDP考核等方面的判断和要求，但在现行区划经济体制以及官员任期的影响下，周边很多区域仍是分蛋糕、抢蛋糕的思维，往往急于求成，更多关注现有产业、存量企业的转移，关注招商项目数、吸引投资额、税收贡献等区域短期经济效益，对协同创新、增量产业培育关注不够。从京津冀区域发展角度来看，无论是首都人口资源环境问题的解决、城市功能定位的落实，天津制造业升级、投资驱动发展方式转变，还是河北传统产能压缩转型、新产业替代、结构升级都是长远发展战略，要实现这些战略目标就必须把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模式创新在经济社会各领域的渗透应用，作为根本出路。基于此，要转变重存量、重短期效应的思维定势，更为关注增量培育、关注长期创新协同效应。 　　增量培育方面，一是要充分利用好当前国家、区域层面支持“双创”的政策，做好与科技型领军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科技创新源头机构的对接，推动更多“高精尖”成果跨区域落地转化。二是要发挥三地比较优势，依托北京的人才、金融、国际平台优势，津冀的生产成本、产业配套优势，打造全球最优的创新创业生态环境，吸引全球高端产业要素、创新资源集聚，形成更加高端的经济增量，为区域创新能力建设、发展方式转变注入强大动力。 　　转变发展理念 　　再次要转变重经济、轻创新的发展理念，把中关村创新基因移植、放大作为区域协同创新的根本目标。 　　当前，区域合作中仍存在重经济效益、重产业合作，轻创新协同的现象，很多区域在与中关村对接中，优先关注的仍是产业项目，而非创新能力建设。事实上，中关村之所以被称为“中国硅谷”，不在于其超过4万亿元的收入规模，甚至不在于2万家的科技企业、200多家的上市公司，最核心的在于由于文化、资本、要素等共同驱动而造就的创新基因，也就是内生式、自组织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才使得2015年中关村新创办科技型企业超过2.4万家，使得一批又一批新技术、新产品、新产业从这里涌现。 　　要把中关村创新基因的移植、放大作为京津冀区域协同创新的关键，周边区域要立足自身创新资源、产业特色、配套条件，加强对中关村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的学习、移植，选择若干交通区位、资源禀赋、创新基础、产业条件最为优越的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