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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管理智慧教程之五 墨家的管理智慧 　　黎红雷 　　中山大学教授兼哲学系系主任、中山大学中外管理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管理哲学博士点学科带头人。代表作有:《儒家管理哲学》、《人类管理之道》、《中国管理智慧教程》等。 　　 　　在中国先秦时代的诸子百家中,墨家是当时影响很大的一个学派。墨家的创始人是墨子。墨子的管理思想包括“十论”:尚贤、尚同、节葬、节用、非乐、非命、尊天、事鬼、兼爱和非攻。这是一个比较全面和系统的管理理论体系。 　　 　　兼爱相利的管理伦理 　　 　　墨子提出“兼相爱,交相利”的思想,这是墨家学派区别于先秦诸子百家最突出的理论标志。墨子对该思想的论述,涉及了“兼爱为本”的伦理基础、“兼以易别”的行为选择,以及“爱人若己”的利益相关原则等管理伦理问题。 　　 　　兼爱为本的伦理基础 　　墨子所说的“兼爱”,就是不分彼此、不分亲疏、不分远近的普遍的爱,与儒家的“仁爱”相比较,有着重大的区别。 　　第一,儒家所说的“仁”,以“亲亲”为基础,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自然亲情的推演。而墨子主张的兼爱则是一种无差等的普遍的爱,超越了血缘、地域的差别。 　　第二,儒家所说的“仁者爱人”,侧重于仁者的“克己”,强调自我的道德修养,并不关注别人的回报,重在伦理学上的义务。墨子所说的“兼爱”,则落实到“交相利”之上,如果做到了“兼相爱”,人人都能够从中得到回报,获取利益。这体现着鲜明的功利观。 　　第三,儒家所说的“仁爱”,是人的真性情的流露,完全是出自人的内在本性。而墨子认为,他所说的“兼爱”是出于天的意志,即“天志”。在墨子看来,公正、公平是天的本质,天的运行,广大而没有私心,上天会根据人们是否做到了“兼爱”而进行赏罚,这就使人们的“兼爱”行为带上了某种外在的约束与规范。 　　 　　兼以易别的行为选择 　　在墨子看来,人类相互不友爱的原因在于每个人都为自己打算,而不为他人着想,相互猜疑、对抗、争夺,墨子把这种状况称之为“别”。他的解决方法就是用“兼相爱”来取代“交相别”,对待他人好像对待自己一样。 　　墨子比较了“兼者”和“别者”的行为方式及其效果,说明“兼相爱”与“交相别”对人际交往和管理活动的影响。 　　假设有两位君主,其中的一位贯彻“别”的主张,另一位贯彻“兼”的主张,于是这位“别君”会说:“我哪能把我统治下的万民百姓的身体,看成是自己的身体呢?这太不合情理了:人生在世没有多少时间,我个人享受还不够呢!”因此返身观察他治下的百姓:有挨饿的他不馈赠食物,有受冻的他不惠赠衣裳,有生病的他不帮助护理,有死亡的他不及时埋葬。而“兼君”则说:“我听说贤明的君主治理天下,一定要先为众多百姓着想,然后再考虑自身。”因此返身观察他治下的众多百姓,其生活安宁踏实。 　　那么请问:如果遭受瘟疫饥荒,老百姓会选择投奔哪一位君主呢?显然只会是投奔后者而不是前者。 　　墨家所提倡的这种“将身比身”、“将心比心”的兼爱思想,历代统治者确实难以完全做到,但只要有这份“心”,就可以收到“得民心者得天下”的良好效果。 　　 　　“爱人若己”的利益相关原则 　　在墨子看来,人们总是爱自己的,但如果只知道爱自己而不知道爱别人,甚至害人以自利,会导致最终无法获得自己的利益。反过来,如果真正从爱己、利己的动机来考虑问题和待人处事,恰恰就应该关爱别人,充分地考虑到别人的利益,做到“爱人若己”,这样才能够达成共享其利的结果。 　　墨子所主张的兼爱学说,往往会引起人们的误解,认为就是鼓吹“爱人”而不“爱己”。对此,后期墨家专门做出解释,即爱护他人也不排除爱护自己。当然,墨家的基本立场还是突出爱的奉献。在他们看来,圣人爱己的目的也是为了爱人,实行仁义的事业。 　　日本企业家吉田忠雄提出一个“利润三分法”。他说:“我一贯主张多办益善,利润不可独吞。我们将利润分成三部分:三分之一是质量较好的产品以低廉的价格交给消费者大众,三分之一交给销售我们产品的经销商及代理商,三分之一用在自己的工厂。”吉田把自己的做法称之为“善的循环”。他说:“如果我们散播善的种子,予人以善,那么,善还会循环归给我们。善在我们之间不停地循环运转,使大家都得到善的实惠。” 　　 　　尚同尚贤的组织原则 　　 　　墨子在组织管理方面的重要贡献是提出了“一同天下之义”的认识,要求整个组织统一服从于管理者的思想和意志。为保证这一“天下之义”的正确及其在组织内部的共享,墨子同时提出了尚贤使能的人事原则和上下通情的沟通原则。 　　 　　尚同一义的共有价值观 　　墨子首先指出“上下不同义”的弊病,这种无组织无共识的状况所造成的弊端很多。针对这个弊病,墨子主张选择天下有才能、有德行、又聪明、口才又好的人,充当“天子”,让他去做统一天下各种意见的工作。而天下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