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高校学生管理中自治与他治述评.docVIP

中国近代高校学生管理中的“自治”与“他治”述评 　　摘 要： 纵观中国近代高校的学生管理，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自治”，即学生自治；另一是“他治”，即学校对于学生的规束。“民国”教育方针的重新厘定和早期出国人士的“海归回游”等导致了学生自治的普及，但实际操作中学生自治存在着法律松弛，难以管理和界限不明，干预校政等问题，因此在自治同时也要实施能明确学生自治限度，具有严格的日常管理和严格教学管理的“他治”，体用一致，二者不可或缺。 　　关键词： 中国近代；高校；学生自治；“他治”；学生管理 　　中图分类号： G64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381（2013）02-0116-09 　　中国近代高校伴随着教育宗旨的重新厘定，早期出洋留学一代的“海龟回游”，杜威访华以及“五四”运动的爆发等促成与推动了学生自治成为20世纪初高校学生管理的一种“流行风潮”。套用张之洞的“体用说”，此时的学生管理的中心思想为学生自治，即通过学生自治来培养如梁启超早期所说的“新民”：“备有人格，享有人权，能自动而非木偶，能自主而非傀儡，能自治而非土蛮，能自立而非附庸”［1］。学生自治毕竟是个“舶来品”，在实际操作层面还存在着理解吸收与消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难免会产生一些问题，诸如界限不清，学潮不断，纪律松弛，学业难以为继等现实情况。基于此，“他治”的介入将有效地缓解以上诸问题，毕竟如胡金平教授所言，学生自治的本质在于民主社会自治能力的练习［2］。然而不管“他治”如何介入，对于20世纪初秉着“教育救国”的中国近代的教育家们而言，其目的始终是为了更好地开展学生自治，培养人格健全的“现代国民”。学生自治与“他治”两者不可偏废。因此，套用张之洞的一句话来概括这期间学生管理的主要特点，即“‘自治’为体，‘他治’为用”。 　　一、 “自治”萌芽的产生：学监制到“自治”的过渡 　　研究中国近代高校的学生自治，绕不开其脱胎的母体——晚清，它孕育了“自治”的萌芽。洋务运动期间，各洋务集团“废科举，兴学堂”，共建各类新式学堂三十几所［3］。不管是三十几所新式学堂还是后来维新运动期间创立的京师大学堂，其学生管理基本还是实行学监制，由学监、舍监负责管理学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近代首所综合性大学——京师大学堂。梁启超“略取日本学规，参以本国情形”为京师大学堂“制学规，定章程”，但从《京师大学堂禁约》以及《京师大学堂条规》中不难发现，其学生管理基本还是沿袭了国子监的做法，采用强制、规束、禁锢等办法约束学生，几乎没有多少自主性可言，更遑论学生自治。 　　但是，晚清毕竟受到了西方民主思潮的浸染，与完全官设的京师大学堂不同，从盛宣怀创办的“半官助、半商助”的南洋公学上可初见学生自治的端倪。 　　南洋公学由盛宣怀在1896年10月31日奏请设立于上海，作为近代大学的雏形之一，南洋公学在“墨水瓶风波”之前，特聘美国传教士福开森任监院，加强对学生的管理。1902年的“墨水瓶风波”促使南洋公学不得不对原有的学生管理方法作出调整。 　　事情的缘由为教习郭镇瀛上课时在课桌上发现一墨水瓶，误认为是学生伍正均故意所为，遂将伍正均开除，还将全班其他学生以“匿不告发”为罪名集体记大过，结果招致全班学生强烈反对，要求学校辞退郭镇瀛，恢复伍正均的学籍，虽经蔡元培的帮助，学生最终还是没有取得想要的结果，于是200多人集体退学。“墨水瓶风波”是近代中国教育史上学生反抗学校专制管理的重要事件。 　　随后，盛宣怀在总结学生管理不善的教训时，改监院为斋务长，主要负责考验学生的学业与管理学生宿舍。同时，重视学生的自我管理，实行“导生制”，即由师范学院年长的学生管理其他院的学生，在学业、生活等方面加以规范和引导，颇有实效。 　　南洋公学的“墨水瓶风波”从侧面说明随着时代的进步，民主风气的浸染，学校在学生管理上不管是主动抑或被动求变，过去强调绝对纪律与服从的学监制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蔡元培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自治会上批评学监制有如下几个缺点：首先，易造成敌对意识，好事往往变坏事。其次，不尊重他人人格。学校应遵守的规则很简单，无外乎卫生、学业与品行，无须他人代庖。最后，不利于国民自治精神的培养。学生被治，将来出去办学校定要治人，流毒无穷［4］。总体而言，清末的学生管理主体还是以旧时管理方法为主，学生鲜有自主权，但已见学生自治的萌芽，为中国近代学生自治的普及、兴盛首开风气。 　　二、 “自治”为体：“自治”在中国近代高校学生管理中的普及与实施 　　（一） 学生自治普及的影响因素 　　1912年“民国”建立，彻底与封建帝制相告别，迎来了“民主与共和”的新时代。清末时代的教育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学生管理方法也随之改变。学生自治成为这一时期高校学生管理的“流行风潮”，迅速普及开来。在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