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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高校教师国际化的特点分析 　　摘 要：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过程也是国际化的过程。作为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内容，中国高校教师国际化在近代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初期外籍教师所占比例较大；外籍教师所占比例逐步减少；国内高校教师和学者开始走出国门；高校教师管理受西方高等教育思想影响较大。 　　关键词：高校教师;高等教育；国际化；高校教师国际化 　　中国现代高等教育是在19世纪中后期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产生并逐步发展起来的，纵观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不难发现，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过程即是国际化的过程。作为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内容，中国高校教师国际化在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呈现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初期外籍教师所占比例较大 　　 　　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萌芽，是随着中国国门被迫打开开始的。在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中有些官僚开始认识到西方国家在军事上的强大是中国落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并主张学习“西学”，从此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在教育方面所采取的措施是建立新式学堂，兴办“西学”，包括“西文”和“西艺”，一批新式学堂开始在中国建立，并逐步发展。在当时无论是教授“西文”，还是“西艺”都是缺乏师资的，当时各学堂聘请了大量外国教员，以解决师资缺乏问题。 　　“西艺”和“西文”全部聘用西方洋教习。1862年（清同治元年），恭亲王奕昕等设立京师同文馆，可谓中国近代第一所新式学堂。当时挑选了八旗子弟10人，聘请英国传教士包尔滕（J.S.Burden）为英文教习，徐树琳为汉文教习。第二年添设法文馆和俄文馆学生各10人，教习分别由法国传教士司默灵（Smorrenberg）和俄罗斯驻华大使翻译柏林（A.Popoff）担任，张旭升和杨亦铭为两馆汉文教习。[1] 据1898年刊发的《同文馆题名录》统计，同文馆先后聘用洋教习55人，分别担任英、法、俄、德、日语和化学、天文、医学及万国公学等课程的教学工作，其中大部分在入馆前为在华传教士。[2]再如，1861年左宗棠创办的福建船政学堂，可以说是近代最早的造船与驾驶的专科学校，它是福建马尾船厂的附设学堂，分前后两部，前堂聘请法国人教制造，用法语授课，又称“法国学堂”，后堂聘请英国人教驾驶，用英文授课，又称“英国学堂”。[3] 　　学堂聘请的外籍教师较多。由于国内高等学校教师资源的缺乏，聘请外籍教师成为当时进行高等教育的主要措施。据统计，在1907-1909年间，全国京师高等以上学堂和各省专门实业学堂聘请外籍教师632人次。其中以京师高等以上学堂聘请的外籍教师占总教师人数的比例最大。以1907年为例，京师高等以上学堂外籍教师的比例占18.6%，大约在5名教师中就有一位是外籍教师。在各省专门实业学堂所聘请外籍教师占教师总数的比例也在10%左右。如下表所示： 　　 　　 　　2.外籍教师所占比例逐步减少 　　 　　自近代中国高等教育产生以来，其教学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依靠外籍教师，特别在当初“西文”和“西艺”的教学；在后来的自然科学、工学、医学、农学等均靠外籍教师的支撑，先是欧美人，后是日本人。直到民国初期，高等学校的理、工、医、农等科的某些课程的教学仍不得不聘请外国教习。但在“五.四”运动前后，留学美国的学者开始大批回国，并涉足中国高等教育界，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办学理念、思想带入中国，按照美国高等教育的办学模式改造中国的大学，成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先驱和高校师资群体的中坚力量。以当时上海交通大学为例，1910年外籍教师5人，留美归国学者1人；1917年外籍教师10人，留美归国学者8人；到了1928年，留美归国学者28人，却没有聘用外籍教师。[4]再如，1918年的东南大学，时任校长的郭秉文所聘名师绝大多数是留学生，而且主要是留美学生。据统计，1918年东南大学教授共222人，其中留学归国学者127人，本国教授79人，而外籍教授16人，只占教授总数的7.2%。[5] 　　教会大学，是指近代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由在华外国传教士所创办，不受中国政府管辖，以宣传基督教和西方文化为内容，以培养传教士及帝国主义在华代表为目的的高等教育机构。它是帝国主义对中国实施“文化侵略”的主要阵地。初期的教会大学教师，都是来华传教士兼任，非专门教育工作者。但随着中国社会的变革、中国人民反基督教情绪的高涨和高等教育的发展，教会大学也随之不断调整自己的办学目标和教学内容，在其课程体系中“世俗化”的教学内容逐步增多，并最终在1924年取消了教会大学全部的宗教课程和宗教仪式、宗教活动。随着办学目标和课程体系向“世俗化”方向发展，教会大学大量聘用专业教师，除了外籍教师外，还聘请了不少的中国教师来担任中文和中国文史课的教学，大大增加中国教师的比例。1925-1926年间，教会大学有教师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