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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以来学术建构对客家研究的影响 　　[摘要]罗香林是客家研究的创始人，《客家研究导论》是其客家学说的奠基之作。当今客家研究风靡一时，正是以罗香林的《客家研究导论》为发端的。从探讨“新史学”背景下的学术取向及罗香林的资料寻找和田野调查入手，可以具体剖析当时学术环境对罗香林所产生的影响，从源头上加深对罗氏客家学说建构的认识。可以看出，经由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所开创的客家研究局面，并非罗香林个人的孤立学术作为，而是在近代以来中国学术建构的环境中发育起来的。 　　[关键词]罗香林；客家研究；学术建构 　　[中图分类号]K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7)06―0162―05 　　 　　中国客家问题的记录撰述，从19世纪初徐旭曾丰湖讲学、博罗韩生为之笔记就开始了。但真正称得上现代学术意义上的著述活动，则以20世纪前期罗香林的《客家研究导论》为发端。罗香林身处客家问题迭相轰动、客家意识急剧膨胀的时期，在时代潮流的激荡下，通过在大学期间的学术积累，接受西方知识以及近代以来国内学术环境的影响，为17世纪以后才开始具有自我区分意识的客家族群，进行了系列“学术包装”，贴上了许多富有现代“客家观念”色彩的学术标签，建构了一个客家人源自中原，经过五次迁徙，最后于宋代在闽粤赣边形成独立民系的学说体系。笔者认为，作为客家建构的发端的《客家研究导论》，不是罗香林一个人孤立的学术行为，而与当时的学术建构存在着互动关系。具体剖析当时的学术建构环境对其所产生的影响。可以从源头上加深对于罗氏客家学说建构的认识，相信这对于弄清客家族群是怎样建构起来的问题应该是有所裨益的。 　　 　　一、“新史学”背景下的学术取向 　　 　　罗香林在《客家研究导论》第一章“客家问题的发端”中写道：“中国前代的学者，原不喜欢考核各民族民系实在的情形，对于华南各民族或民系，更是只知鄙视而’不知检验考察为何物。他们虽然有时也要提到华南各族各系的情况，然而所喜出口的亦不过‘南蛮缺舌’一类成语罢了；至问其以那些族系源流变革，及其至人群上占何地位的问题，那就不知怎样回答好了。不幸得很，他们从前对于‘客家’，也是抱了这样的态度。”随后，在一系列事件刺激下，“学术言论界”无不介入其中，“于是客家源流问题的讨论，便自是如春潮长怒阻遏不住了”。 　　《客家研究导论》的这一叙述结构，表达出罗香林建构客家学说的一个基本思路，这就是：从中华民族的构成--与演进人手阐释客家问题，把客家源流作为讨论的重点。他之所以采用这一思路来建构客家问题，不单纯出于写作技术的考量，其背后还有当时学术建构取向因素在起作用。 　　客家研究是20世纪前期出现的一个新兴学术研究领域，它的存在，脱离不了当时国内整个学术界的生存状况。《客家研究导论》作为一部史学著作，更必然受到当时史学环境的影响。罗香林所处的史学环境，正是“新史学”在国内风起云涌的时期，概括起来，这一时期的重大史学思潮有 ：一是在梁启超号召下的“国族主义”建构活动；另一是在胡适号召下的“整理国故”活动。 　　早在20世纪初，中国“新史学”的创始人梁启超就写下了《中国史绪论》和《新史学》等文，由此挑起了“史界革命”的大旗，开辟了中国现代史学的新天地。在《新史学》一文中，梁启超在对旧史学进行严厉批判的基础上，把史学的研究对象明确规定为民族发展史。后来，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更明确揭示中国史的研究重点在于：说明“中国民族成立发展之迹”、“历史上曾活动于中国境内者几何族”、“中国民族所产文化以何为基本”、“中国民族在人类全体上之位置及其特性”等等。显然，梁启超心目中的历史研究，便是当今学者心目中的“民族史”。 　　梁启超之所以持这种观点来建构国家、民族的历史，决非偶然。19世纪中叶以降，中国在西方以坚船利炮为后盾的强势文化的冲击下，逐步放弃天朝中心的世界秩序，转而以西方“国族国家”(nation―state)为典范，着手从事中国“国族”的塑造。正是在这种意识形态的激荡之下，19―20世纪之交的中国知识分子，竞相投入孕育国族的启蒙事业之中，从而为近代中国国族意识的兴起揭开了序幕。梁启超就是其中的灵魂人物，他登高一呼，许多知识分子望风景从，相率致力于“国族”的建构。于是一时间，“国民”、“民族”、“种族”成为当时史学叙述的套语。中国的过去，被转化为“国族”发展的历史，史学也因此被提升为孕育、捍卫“国族精神”的堡垒。 　　在这场“国族化”构建历程中，一个远古时代虚无缥缈的传说人物――黄帝被正式界定为“中华民族开国之始祖”，被转化为中国国族认同的历史符号。出于反清的需要，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无不投身于以“黄帝”为国族起源的集体回忆活动。接着，各派又围绕国家名号、纪年等问题争论不休，众声喧哗。显然，在“结构性失忆”的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