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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民权的话语特性分析 　　摘 要： 中国近代民权是西方民主权利思想的本土化形态，是与专制权力进行斗争的思想武器，是论证近代权力与权利的正当性的革命话语。它从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民本思想蜕变而来，有选择地借鉴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扬弃西方政治学说的适用成分，但又有别于西方民主观。它含义复杂，在不同历史情境中有不同所指。它与民本、民主、人权、自由等等概念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工具性、集体性和激进性是中国近代民权在社会政治功能方面的特性。 　　关键词： 近代；民权；民主；人权；自由 　　中图分类号：D6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06)01―0097―04 　　中国近代民权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式的近代民主权利观。面对世界资本主义势力的欺压，新兴民族资本利益的代表者把它当作反对君主专制、寻求生存和发展空间的斗争工具，专制政权下的广大民众也把它看作改变权力与权利分配格局、争取民主政治的斗争工具。民权是政治斗争的一种话语权。 　　“民权”一词最初来自日文对“democracy”的翻译，是汉语“民”与“权”两个单音节词的组合。中国近代的思想家们在介绍西方政治学说时，在不严格的意义上把民主与权利笼统称为“民权”，在早期主要是指人民的参政权。在中国近代思想语境中，“民权”的含义较为复杂：从“民”与“权”两方面理解时，“民”可指臣民、国民、自由民或人民；“权”可指权利或者权力，在具体的政治利益取向上有参政权、人权和人民专政权。从广义上“民权”可解释为“民众的权利和权力”。“民众”虽指“绝大多数人”，在不同阶段所指范围却有不同。“权利”一词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一是相对于一定制度中的权力统治行为，大多数人作为一个集体所应享有的权利。这里的权力行为指少数人所组成的权力组织如封建朝廷、政府、权力精英阶层或某个专权者的统治；二是相对于一定的政治组织和政治制度，普遍意义上的个人所应独立享有的权利。“民众的权力”即为“人民主权”，民众对国家政治制度建设与运作起决定性作用。近代民权作为一个概念框架，其内容建构与功能定位因人、因具体形势而异，在动态的演化中形成一个明显的历史轨迹。 　　 　　一、解读民权话语的历史演化 　　 　　中国近代民权产生的情境，乃是在西方强国政治制度示范效应的刺激下，国人开始思考如何改变中国的专制政治。虽然先秦有“民惟邦本”、“民贵君轻”之论，明末黄宗羲等人曾经批判君主专制制度、阐发启蒙思想，但这些都限于历史条件而未能突破民本范畴，从而彻底否定君权统治的正当性。进入近代，有识之士认识到，西方的政教优越体现为民情通达，君民无隔阂，民情通达也是强国的关键。于是，民权意识从民本思维中脱胎而出。“重民保民”、“民心可用”的说法仍然体现着较强的民本心态，但对民意畅达的强调已使其渐趋于微弱的权利意识与参政意识。在传教士所办的报纸中，“民主”的含义也从中国古代的“为民作主”转变为接受自西方近代的“民自为主”。早期改良派的思想中产生了模仿君主立宪政体的初级设计：“苟欲安内攘外，君国子民，持公法以保太平之局，其必自设立议院始矣。”“君民共主”的议会既非君主亦非民主，而是在二者的妥协中求得共存共荣。这种所谓“民权”其实还仅限于绅权，只是有限参政权，只是向下稍作分权，只能为君权之辅，纲常价值观并未见动摇。倡民权而非民主所顾忌的是，一则民主乃是共和政体，“民自为主”含有剥夺君权之义，必为君权所不容；二则民主使民势过盛，易致犯上作乱。 　　中华民族群体意义上的觉醒是从中日甲午之战开始的，由此“民权”概念渐为常用。维新派勇敢地批判君权，同时，为推进民权又以“君权为用”。这时期“民权”在进化论与社会契约论的启发下内涵扩充，理论认识深化，自成思想体系。康有为极言改制的必然性，假民本论民权，试图实行君主立宪。严复把西方民权的特质归纳为“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认为民选立君是根据“通功易事”原则确立的契约关系，宣扬君仆民主、主权在民、君可废立等思想。梁启超大谈民权救国论，倡导新民说，认为君主专制导致国弱民愚，要变奴隶为国民，争权利爱国家；不过梁氏鉴于民智未开，自治程度尚差，一时又倾向于开明专制。民权与民智的关系问题成为如何实现民权的争论焦点。20世纪初，当满清朝廷陷入全面统治危机之际，革命派成为倡导民权革命论的急先锋。革命派认为世界已进人民权时代，主张以革命推翻满清专制统治，以革命求共和、行民权、开民智，以美国总统制为范本建立民主宪政的共和国。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在理论上以民主为第一义，体现在民有、民治、民享三方面；在具体操作上实行人人有责的国民革命，分三步走向宪政，创建中华民国，实行五权宪法。民初议会政治失败后，孙中山重视进行民主启蒙，努力再造共和，基于代议制已成为欧美资产阶级专权压迫平民之工具的认识，进而提倡直接民权，用人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