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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低生育水平及其影响因素 　　【内容摘要】 中国已经达到低生育水平，但对真实生育率却一直迷茫，人口规划与宣传口径与实际调查统计长期严重脱节。为了推进低生育水平研究，文章综述了低生育率类型的划分口径，并对若干生育率或出生漏报率的估计从方法上做了简要评论。借鉴国外低生育因素模型，文章对中国具体情况的研究发现：推迟生育对总和生育率具有显著压抑作用；而子女性别偏好对生育率的影响方式已经从多生转向性别导向的人工流产，因而也会显著降低生育率。文章还通过示意性测算表明，在低生育率研究中忽视其他抑制因素便会导致夸大出生漏报对生育率的影响。此外，文章还对近年人口流动对流出地和流入地乃至全国生育率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低生育水平；影响因素；推迟生育；性别偏好；流动人口 　　【作者简介】 郭志刚，北京大学中国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社会学系教授。北京：100871 　　 　　2004年我曾经在《人口研究》连着发表两篇论文(郭志刚，2004a，b)，认为全国生育水平可能真的很低。我并不否认调查数据存在出生漏报，而且知道很多同行都认为生育率在1.8左右，但是我也有自己的理由，因为1990年代后期以来我一直在尝试用不同指标和方法做生育率研究。与其他研究不同，由于并没有出生漏报程度的确凿依据，我并不试图得到对真实生育率的准确估计，而是希望用不同方法的生育统计结果与常规总和生育率的对比，来寻找调查的很低生育率在出生漏报原因以外是否还存在着其他可理解的重要因素，并且发现调查数据中的确存在着其他影响很大的原因(注：我这种尝试一直被广泛误解，不少人曾错误地将这些其他生育统计值当成我对真实总和生育率的估计而引用。)。当时正值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刚开始，因此我很希望提请政府有关部门和人口学同行，不要忽略中国真实生育率很低的可能性。4年已经过去，国际国内在生育研究方面有了很多理论进展和新的数据，我也有了更多思考，于是很愿意应《人口研究》编辑部之邀对中国的低生育水平及其影响因素问题做一些综合性的分析与讨论。 　　 　　1 低生育水平的分类 　　 　　人口学原理告诉我们，生育率长期低于更替水平必定导向人口负增长。这种趋势并不因当前人口结构状况所改变，当前人口结构差别只影响到达人口负增长所需要的时间。为了简便，通常以时期总和生育率(TFR)为2.1的参照来判断生育率是否低于更替水平，而更严谨的统计参照值则应当为妇女净再生产率等于1。 　　中国的TFR在1990年代初就已跨过上述更替水平的门槛，进入低生育率(low fertility，或belowreplacement fertility)行列。这一点已经成为人口学界共识，并得到了政府的认可(注：2000年时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2006年时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做出了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要求“千方百计稳定低生育水平”。)。但是，在真实生育率水平的估计上还存在着很大差异和争议。依据不同数据来源、采用不同方法的生育率估计所在多有，但是各种估计其实都没有十分确凿的统计根据，因此十几年来我们对中国真实生育水平一直是不甚了了。然而如果我们不能把握当前真实生育的大体水平，也就确定不了应当采取什么样的适当对策。 　　这是因为，低生育水平指的是低于2.1水平的过于宽泛的区间，然而不同的低生育率将会导致极为不同的人口后果。一些发达国家从1980年代起生育水平陆续下降到很低水平，以致引发了关于“低生育率危机”或“低生育水平陷井”的讨论。相对于早期的“人口爆炸”说法，有人甚至还创造出“人口内爆”(implosion，指向内崩陷)这么一个词。因此，将笼统的低生育水平划分为更细口径，有助于推进研究与学术交流。 　　国际上已经存在两种关于低生育水平的划分口径：一种口径是“极低生育率”(lowest-low fertility)，指等于或低于1.3的TFR水平(Kohler，Billari and Ortega，2002)；另一种口径是“很低生育率”(very low fertility)，指低于1.5的TFR水平(Caldwell and Schindlmayr，2003)。这两种口径只是约定俗成，并没有像更替水平那样的人口统计学意义。我国学者近年还使用过“最低生育率”或“超低生育率”的相应词汇来指这类很低的生育水平(穆光宗、涂肇庆、陈友华、李建民、陆杰华、原新，2005)。其中，“超低生育率”在国际人口学中并没有对应口径，而在中国，我觉得更早使用这个词的马小红(2004)、梁秋生(2004)所描述的场合更为恰当，即与独生子女政策相联系的TFR低于1.0的中国城市生育率。 　　 　　2 划分不同低生育率口径的意义 　　 　　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