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敞现或遮蔽.docVIP

五四敞现或遮蔽 　　“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 　　五四运动的发生，距今已有90个年头。当年的风云人物已然逝去，文物部分保留下来，部分遭到湮灭。所谓历史，更多的是历史学话语，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阐释者，从权力者到学者文人，也都各自带着不同的身份、利益，自己特有的观念和意识形态来审视过去。由是，五四出现了众多的面貌。无论是事件和事实本身，还是固有的意义，五四历史的完整性都没有得到充分的敞现，反而，通过不断的改写而被遮蔽。 　　五四作为矛盾统一体 　　1919年5月4日，北京的学生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游行示威活动，抗议中国政府对日的屈辱政策。以北京大学为首，学生群体行动，印发《北京学界全体宣言》，散发传单，高呼口号，火烧赵家楼，痛殴章宗祥，深得工商界及市民支持。在政府出动警察逮捕学生之后，斗争的怒火迅速蔓延到上海，以至全国各地。 　　其实，爱国斗争有很长一段引信。正如李长之在1944年的一篇文章中所说“‘五四运动’当然不仅指1919年5月4日这一天的运动，乃是指中国接触了西洋文化所孕育的一段文化历程，‘五四’不过是这个历程中的一个指标。” 　　经历过鸦片战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后的两度帝制复辟和军阀统治的阵痛，新兴的知识阶级上下求索，终于选择了一条有别于原来的“富国强兵”的道路，即通过思想文化方面的变革，普及教育，传播新知，以促进广大社会的精神觉醒。在此期间，《新青年》杂志的创办及北京大学的改革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两个标志性事件，显示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创造性力量，在五四运动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一刊一校作出了不可替代的重大贡献。 　　五四运动是诞生于新世纪的政治与文化的连体婴儿，既血肉相连，又相互牵制。“五四运动”一词的发明者，运动的干将罗家伦明确提出：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与“救国运动”合流而成，着重的是两者的统一。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胡适对五四作为“青年爱国的运动”持一种批评意见，强调两者的矛盾性，说五四事件使学生成为一个政治的力量，思想成为政治的武器，使原先的新文化运动“政治化”、“变了质”，是“一场不幸的政治干扰”。 　　无论作为一个过程，还是一个结构来看，五四都是一个矛盾统一体。我们看到，《东方杂志》及《甲寅》群体虽然与《新青年》杂志群体相颉抗，但是，杜亚泉、章士钊，吴宓等人也都在不同程度上推介过西方的观念和知识。就是说，敌对的双方依然存在着某种一致性。我们还可以就五四新文化，包括政治文化在内进行观察，其中，孙中山政治激进，文化保守，胡适文化激进，政治保守，陈独秀和鲁迅在政治和文化方面均显得相当激进，然而，一个最终投向政治革命，集体主义，一个坚持“思想革命”，坚持“独战”，激进的方向和形态也各有不同。作为一个运动过程，五四是从清末民初的政治革命走向思想文化运动，再走向社会运动并还原为政治革命的，前前后后发生过很多变化，而作为一个结构，一个实体，五四同样是多元多向、参差多态的。因此，必须看到这种文化现象的矛盾性，看到新旧事物彼此冲突、斗争和互相转化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五四没有一个基本的面貌，没有一个核心价值。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一，五四是新旧政治文化势力的一场殊死斗争对五四的评论必须首先置于斗争的场域中进行。二，五四运动的主体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知识分子是有意识地、自觉地要充当戏剧的主角，即启蒙者而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毛泽东说五四运动的“弱点”，就是“只限于知识分子，没有工人农民参加”，正好从负面揭示了这个事实。对于五四，或五四人物的评价，我们不能离开知识分子的一般定义，不能离开知识分子与权力、群众和社会的关系来进行三、五四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源头，当我们试图发掘并利用其中的思想文化资源时，必须立足于当今中国社会的变革之上 　　五四作为一个历史评价对象，是先天地具有倾向性的。因此，所有关于五四的阐释，无论如何标榜“中立”，“客观”、“公正”，其实都是有倾向性的，显示出各自的官方的，民间的、进步的，保守或倒退的立场，没有哪一位论客可以避免， 　　世界主义与本土主义 　　胡适称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是人本主义对中世纪神权统治的挑战，就这一意义上说，五四颇有与之洽合之处。但是，在欧洲，作为一场思想解放运动是内发的，是古文明的复活，而在中国，所有更新的观念都是从外部植入的，现代观念的引进，意味着古文明――实质上是专制化等级化的儒家文化――的覆灭。 　　所谓现代观念，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西方的观念。自由、民主、人权、共和、科学，这些名词无一不是从西方输入的，放诸四海而皆准，是谓“普世价值”。《新青年》高张“德先生”，“赛先生”两大旗帜，简单化的理解惟是要求“民主”与“科学”，实际上其包涵的意义是更为广泛的。只要回头看看当时的文献，就可以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