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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学史中的审美意识史研究 　　中国美学史研究起初是在参照西方美学史研究的基础上开始的。多年来，学者们从审美意识史、美学思想史、美学理论史的角度研究，已经有了一定的相关成果。但是，中国美学史的进一步研究，需要倡导审美意识史、美学思想史与美学理论史互补统一的研究方法。由于审美意识是美学思想和美学理论的基础，因此中国古代的艺术品、生活用品遗存，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如通过口头传播的神话、传说、民歌、民谣等，一些社会风俗习惯等方面的遗存等，都为我们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审美意识的物化形态和相关信息，对它们进行解读、分析和概括，对中国美学史研究显得尤其重要。它们将极大地扩大美学研究的范围，弥补文献材料的匮乏对美学研究所带来的限制，有利于重新审视我们过去的美学研究存在的片面之处、误解和武断现象，并多层面地、相互印证地、更为合理地重构中国美学史。因此，中国美学史研究要充分重视中国审美意识史研究。 　　审美意识是人的心灵对审美活动的反映与积淀，是人们审美实践的产物，是人们在审美活动中逐步形成的由自发到自觉的意识，是主客体之间通过审美活动历史地生成的，是人与其所处的环境融合的产物，从中体现了人们的审美感受、审美能力、审美观念、审美趣味和审美理想等。审美意识具有感性直觉的特点，它通过审美创造和欣赏得以体现。不仅如此，审美意识还超越了主客之间的对立，达到了主客合一，物我交融的境界，这个境界就是王阳明所说的：不去看山间花，它就与你“同归于寂”，你去看它时，它的颜色就一时明白起来，这种看就是一种审美意识，这种审美意识照亮了物象。这种鲜活的审美意识在人类的各种创造物中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存留。从远古开始，先民们就在自己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品、祭祀用品和礼器等器物的创造上，在文字和语言的发明创造上，在流传至今的原始神话上，乃至岩画和文学作品的创造上，通过感性直观的形态加以体现，从中寄托了自己的趣味和理想。起初他们虽然没有能力通过文字加以记载，后来也不能通过抽象的理论语言加以总结和表达，但是，我们依然能从那些器物的造型、纹饰和风格中看到历代中国人的审美趣味和审美理想，看到人们审美能力的发展历程和审美趣味的变迁历程。 　　由于审美意识的丰富复杂性，即使到了有美学思想进行概括总结的时代，人们对审美活动中审美意识的研究、概括和总结依然不是完备的，依然需要我们当代人作更深刻、更贴切、更能体现当代要求的概括和总结。历代文献中的美学思想可以与审美意识相互印证、相辅相成，而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古人寄托在器物等创造中的、未能得以概括和总结的审美意识，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审美资源，是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源头活水，有待我们进一步的发掘和整理，值得我们加以利用，值得我们加以继承和发展。这些审美意识的遗存既包括鲜活地保留在后代的艺术品和人类的心灵中得以承传的，也包括由于种种原因而被中断了的。而那些中断或消失了的审美意识，其中依然有不少值得我们重视、可以启迪我们灵感的内容，我们可以通过对地下新出土的文物的研究，通过对以前所忽略的艺术品等进行反思，发现其价值。 　　中国审美意识史的研究应当重视以下六个方面： 　　首先，我们需要从学科的角度对“审美意识”作严密的界定，应该有一个基本的共识，才能有利于我们对丰富的审美意识发展史资源进行系统研究。我们对“审美意识”的理解虽然可以讨论，可以百家争鸣，但是作为学科的基础概念，我们必须赋予它基本的学理基础，必须有基本的共识，才能有利于进一步讨论和深入研究。即使是审美意识、美学思想和美学理论之间，尽管是相互联系的，也应该严格地作出自己的界定。只有这样，才能严密地阐释美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基本问题，才能有利于对中国美学史的全面准确的把握，才能有利于推动中国美学的健康发展。 　　其次，审美意识与人类的其他意识既相互关联，又别具特质。人类的社会意识、宗教意识、道德意识和政治意识等，推动和丰富了审美意识的发展，但审美意识本身始终有自己的质的规定性，这是我们研究审美意识发展史的时候必须要注意的。我们要避免将审美范畴泛化，把审美与宗教、道德、实用乃至王权等方面的范畴混为一谈。尽管其中有着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相互转化等特点，但是审美意识作为研究的对象，必须有自己的学术边界。我们既不能把审美意识与人类的其他意识截然割裂开来，也不能把审美意识泛化。我们要在重视审美意识自身特性的基础上探究其发展。许多体现审美意识的创造虽然附着于实用器物、祭祀和礼器用品上，但其造型、纹饰和风格中依然充分体现了审美意识。 　　第三，我们必须重视实证，重视从古人具体的创造遗存中去加以探究，尊重古人审美意识的本来面目，重视审美意识的时代特征和历史印记。这些感性存在的具体的创造遗存是人类审美意识的活化石，每个时代的审美意识，乃至自然环境和生活方式等都必然地在人们日常生活的器物、文学和艺术等方面打上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