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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治国家建设中法与德关系的解读 　　摘 要：中国传统法文化的基本特征正是“礼法同体”，其基本范式则是隆礼重法、引礼入法、出礼入法。中国法治国家建设应注意吸纳传统中的有益因素。 　　关键词：中国法治国家建设；国家治理；礼法同体 　　一、中国传统法文化基本特征是“礼法同体” 　　古代中国法文化经历了三个时代，即夏商西周的“礼治”，春秋至秦的“法治”，汉到清的“礼法同体”。“礼治”时代的法仅具有工具性价值；“法治”期具有重制度轻道德的特性；“礼法同体”时代主要特质是法表礼质。 　　与其他时期相比，“礼法同体”不仅独占中华史的一半，而且其法文化对目前中国有巨大影响。因此本文以此为切入点，探究德与法的关系问题。 　　礼法同体是传统法文化的主要特征。此外，家国同构决定了礼与法的互动联系：礼在制度上得以彰显；多数法能从社群生活中追根溯源。“礼法同体”是礼与法交融互动的文化现象，欲抓住本质必须深究其本体论根源。 　　天人合一是士人齐修治平的根基。在天人关系方面，天人是相映相辉的整体，是一个道。一不是单纯的同一，而是有原则的统一；一不是静止不变，而是动态运动中的平衡。所以天人合一的路径是理一分疏。它促使人们对天然的差别和联系积极承认，并力求一套兼容性的制度。因而整体和谐成为传统法文化的价值取向。在此意义上“礼法同体”只是为了维护和谐秩序。所以“礼法同体”的特质根源于天人合一。在此基础上中国形成了昂格尔所说的“牢固共识”，成为社会秩序稳定的关键。 　　当然，就探究目前德与法关系而言，仅阐明传统法文化的基本特征是不够的，还必须对其的基本范式进一步分析，古为今用，探索符合现代社会的法制体系。 　　二、礼法同体的基本范式 　　这种牢固的共识正是儒家礼教潜移默化结晶。统治者极重礼教，“教，政之本也”①。礼法同体表现为三种范式：隆礼重法、引礼入法、出礼入法。 　　隆礼重法，治国隆礼重法、教刑并用。荀子说“至道大行，隆礼重法，则国有常”，认为治国中礼和法不可偏废。礼，是不同阶层的合乎人伦的法度，它重视培养民众的自律意识；法是社会控制的基本手段，明文规制的对象是人的行为，行为人可以在法的框架内理性算计。因此，在维护秩序方面，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引礼入法是以儒家伦理价值为立法导向。荀子率先提出“礼法”概念，对政治制度做了新的解释。《荀子?修身》“故非礼，是无法也”，可以理解为礼是指导法的原则。引礼入法的确立是在独尊儒术，董仲舒率先开创了中国法律史上伦理重塑的先河，此后历朝都以礼对民众进行教化，塑造出特殊的精神秩序，使民的思想行为合礼。这不仅使得礼教与立法的过程合一，而且丰富法的精神实质。 　　出礼入法是逾越礼并达到较大危害的行为必受裁制。它最早出现于董仲舒引《春秋》判案。此后出礼入法为历代立法者效仿，如隋《开皇律》将孝、义、睦等收入十恶刑律，规定凡违背者都会被处以极刑。清康熙甚至以政令颁布《圣谕十六条》，内容为：“敦孝弟以重人伦……解仇忿以重身命。”②将此作为治民大纲。 　　上述范式在伦理之治中取得了相对的成功，但其取消了礼和法独立性，造就了以礼代法的滥觞。对此，当代为政者须予以重视。 　　三、“礼法同体”所映射的法与德关系的传统解读 　　1、法律之治与道德教化同体而治 　　古代统治者皆提倡隆礼重法。由于法在传统文化中指刑，所以问题就转换为：刑与德。由此引来一场争论：刑与德谁更利于治国？结论是：德主刑辅、明刑弼教。但是，因为政治上独尊儒术，当时未形成能与儒家抗衡的学派。其影响是：儒家思想主导中国社会两千多年，取得了相对成功的经验；儒学模糊了德和刑的界限，造成古中国道德法律化。 　　法治是社会发展的趋势，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在逻辑和事实上法治不意味着对道德完全排斥。此外，法与德仍是治国的重要手段，虽有区别，但不能否认它们的紧密联系。因此在法治框架下，二者应是同体而治。再者，德与法功效不同，因而在特定的问题上地位不同。所以建设法治国家，不能因强调法律主导而忽视法治实现的道德基础，也不能因强调道德而轻视法律。 　　2、以主流的伦理价值引导立法 　　礼法一体化进程，在形式和本体上解构了二者的独立性。同时为政者将自身道德普遍化，强化礼的绝对性。将理想过度地政治化结果是：招致以礼代法；致使人们在法律生活中只知纲常，不知法。 　　但法仍应显现伦理的诉求。法的内在价值主要由伦理提供。伦理是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人类行为的合理标准。而法的秩序运行是基于理性规则运作传达被普遍认同的价值。所以法只有反映民主、法治等价值才能获得认同，并正常运行。 　　有限性是将伦理介入法的先决条件。这涉及到伦理价值分层，可以借鉴大师的方法：康德区分完全义务和不完全义务，罗尔斯区分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