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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研究中古典传统的缺席与补位 　　中国现当代文学有不同的学科称谓，或者强调其整体性统称为中国现代文学，或者强调其现代性特征称之为现代中国文学，或者强调新中国解放的时代意义，分为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无论是哪一种学科称谓，“现代”作为该学科的核心词位置始终无法动摇和改变。中国现当代文学记录和描述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文学变迁和思想变化的学科，从作为社会象征物――文学的角度来考察和折射现代社会变革和思想变革。毫无疑问，现代文学从新文化运动以来经历了巨大的变革，这一变革是以与古代文学割裂的姿态起步的。现代文学学科在建立之初，便是以西方的学术理论和学术体系为范本建构起来的。不仅现代文学如此，古代文学在现代学术体系的重新审视下也开始强调其系统性和因果性。现代文学作为一种文学“传统”在发明出来之后，便在反复的讲述和修改中完成了经典化的过程。[1]当然，现代文学远不是静态的建构过程，实际上无论是强调“民主”“科学”为导向的欧美模式，还是以强调“革命”“改造”为导向的苏联模式，现代文学史在建构过程中一直深受西方?W术体系的影响。 　　然而中国现代文学从学术渊源上而言，它是植根于中国的文学形态，描述的是中国的社会变革和思潮涌动。不能简单因为学术影响的关系而完全割裂中国古代文学的传统，而只单独强调学科的共通性。如果在自然科学领域还普遍存在学术的协进沟通的话，那么人文科学应该注重强调其独特性。中国现代文学经历了两次思想启蒙：一次是1930年代，这一时期政治环境和经济环境相对宽松，民族矛盾尚未全面激化，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传统盛行，这一时期涌现的经典作家如“鲁郭茅巴老曹”在各体文学中都创造了一批文学经典；另一次是19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一批西方的学术理论经过“理论的旅行”在中国的知识界盛行一时，许多外语能力卓越的中国学者熟练地操演如同黑话切口般的各种名词术语阐释文学理论解读社会现象。[2]这一趋势延续了近二十多年的时间，当西方的文学理论乃至社会理论、历史理论在加快“消费”的同时，我们同时产生了“影响的焦虑”。我们有着悠久的有别于西方学术体系的知识系统，然而这一系统在现代学术建构中一直处于“缺席”地位。部分现代学者已经认识到这一问题，在一些具体文学问题上试图重建中国现代文学的古代传统。 　　这种现代文学的古代传统大致体现在两个方面： 　　1.在文体上，体现为重新梳理讲述文言小说、旧体诗词、戏曲、小品文等传统文体的历史。中国现代文学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标志之一便是现代小说主体地位的确立。陈平原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中从叙事时间、叙事角度、叙事结构等角度阐释现代小说叙事模式变化。然而，与此类似的现代旧体诗词、戏曲等其他文体的研究只开始了部分工作。目前而言，现代旧体诗词已经完成了初步的资料排查和诗词史的撰写工作，胡迎建的《民国旧体诗史稿》、李遇春的《中国当代旧体诗词论稿》等著作基本上搭建了现代旧体诗词的研究框架。戏曲方面也是如此，唐雪莹的《中国现代戏曲史论》、谢柏梁的《中国当代戏曲文学史》等著作也初步完成了现代戏曲史的建构工作。虽然线性的结构框架已经基本完善，但横向的结构比较和现代转化问题仍然有待进一步深入。至于小品文的梳理和追溯更显薄弱，除了陈书良的《中国小品文史》梳理了古代小品文的历史外，大多的现代散文史只注重散文和报告文学的整理。从以上不同文体的学科发展状况来看，现代文学史的古代传统一直处于“缺席”地位。 　　2.在文学批评方法上，体现为重新强调批评者的直观感受。在现代学术体系没有引入中国之前，学者研究文学作品大多强调对于作品的主观感受，常常三言两语指出结论，这种论述称之为“点评式”。例如苏轼在《书黄子思诗集后》中论“书画一体”时指出，“予尝论书，以为钟、王之迹，妙在笔墨之外。……至于诗亦然，……独韦应物、柳宗元发纤?于简古、寄至味于澹泊，非余子所及也。唐宋司空图崎岖兵乱之间，其诗文高雅，犹有承父之遗风。其论诗曰：梅止与酸，盐止于咸，饮食不可无盐梅，而其美常在咸酸之外。”这种感兴式的点评方式除了评价具体作品外，更突出地表现在对风格的概括。诗文风格作为可以感受但不易描述的整体评价，常常在归纳上带有强烈的主观性。司空图在《诗品》中就试图将诗歌风格分为雄浑、冲淡、纤?、沉著等的二十四种。这种划分方式是在继承刘勰在《文心雕龙?体性》篇中的“八分法”，皎然在《诗式》中的“十九分法”的基础上完善发展的。然而诗歌风格划分并无定规，更多的是诗评者的主观感受。这种强调感受的评论方式在现代学术方法被介绍入中国后逐渐式微，现代文学评论界中只有“现代评论派”的胡适、陈西滢、徐志摩等人坚持感兴式的评论方法，当代文学评论家中孙郁以强调作品第一感受的评论方式在诸多评论家中独树一帜。现代文学评论多强调论证、引用等学术规范，然而随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