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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挑战与机遇刍议 　　摘 要 从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中国经济史研究出现了某种“衰落”的征象，但大量新资料的挖掘整理以及相应的技术手段的进步、新研究方法的出现、还有随时代剧变而来的理论挑战，也给经济史研究带来了新的机遇。通过回顾社会史大论战、“五朵金花”对经济史学科的影响、吴承明先生和汪敬虞先生的争论，以及经济学方法在经济史研究中的运用，本文认为现实问题的挑战是经济史研究重要的问题意识来源之一，经济史研究者应该更好地学习和掌握理论工具，经济史研究虽然在很长一段时间还主要是历史学的一部分，但对于经济学方法在经济史研究中的使用，我们应更为积极和开放。只有很好地理解对方的学术传统和背景，经济学和历史学才能够更好地为经济史研究服务。 　　关键词 中国经济史学，吴承明，汪敬虞，经济学与经济史 　　中图分类号 K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7）24-0026-08 　　如果从1904年梁启超出版《中国国债史》算起，中国现代经济史学已经有一个世纪的历史了。在这100多年里，中国经济史学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同时，经济史学对中国历史学、经济学，特别是前者做出了重要贡献。 　　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中国经济史出现了某种“危机”或者说“衰落”的征象。①虽然研究者和研究成果的数量都在不断增长，在某些领域也还有所突破，但整个经济史很少产生有重大影响的成果，这使得经济史学已经有较长一段时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热点和焦点问题，“碎片化”的现象较为严重。②更令人担忧的是，有较长远研究规划目标的，有共同方法、问题意识的研究团体也十分罕见。中国经济史学在学术界的影响力在不断萎缩。 　　出现这一现象，有许多原因。就客观而言，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史学与历史学界的关系更为亲密，因此，史学危机自然也影响到了经济史学。所谓史学危机主要表现为后现代主义史学对于历史“真实性”的挑战和进步主义历史观的质疑。③不过，更直接的原因或许与中国历史学的基本范式转型有关。从1949年以来，中国历史学的研究是在革命史观的框架下展开的，改革开放以来，在历史学界，现代化史观取代了革命史观。④中国经济史学也走过了大致相似的历程。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现代化史观的解释力和影响力受到明显削弱。与此同时，对现代化史观有所反思的“中国中心观”一度兴起，他们主张寻找中国历史独特性，探寻中国独特的经济增长因素、特征和模式。但由于缺乏系统的理论支撑，扎实的实证研究也并不多见，这一史观的建树和影响力有限。理论创新的匮乏是实证研究“碎片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学术生态发生了巨大变化。学术界的代际更替，围绕着课题、项目等短期目标的?W科建设，以论文发表数量为核心的学术评价机制，虽然在一定程度改变了学术界懒散、大锅饭的局面，但也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原来就不那么健全的学术共同体及其学术伦理，对学者们从事学术研究的热情和雄心造成了伤害，乃至在有些领域，学术研究基本的严肃性都成为问题。①对于较为基础、研究周期较长的历史学而言，学术机制变革的负面作用或许更为严重。 　　不过，近年来，中国经济史研究也出现了新的机遇。首先是大量新资料的整理和出版。由于科研经费的相对充足，对史料的发掘、整理有了很大的进步。民间文书、地方档案被广泛搜集整理，其规模是此前难以想象的。值得庆幸地是，由于技术进步，许多文献资料被电子化、数据库化，这使得较为全面地利用这些大型史料成为可能。目前，经济史学界已经建成了一些重要的数据库，还有学者个人为了研究方便所建立的许多小型数据库。大量资料和新的技术手段给克服“碎片化”带来了新的可能。 　　其次，研究方法也有了很大的进步。近年来，随着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研究方法的进步，作为交叉学科的经济史学颇为受益，诸如量化、可视化、网络分析等方法都已有不同程度的应用。 　　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随着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以及全球金融危机、科技革命的出现，所有人都感受到了时代的变化。这种变化也给历史学带来了新的时代命题，对于经济史学而言，其冲击或许更为强烈。从学术史来看，中国经济史学发展的几次高潮都是在这样的时代命题的催迫之下出现的。 　　如何应对以上的挑战和机遇，关键在于对我们所面临问题的性质和方向的判断，以及对于不同选择背后的历史和学术含义的把握。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重新回顾和检讨中国经济史的百年发展历程，检视其中的经验和历史逻辑，以期在未来的方向性选择中更为自觉。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前，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只有一些零散的成果，缺乏系统的研究。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中国的精英阶层对于“中国往何处去”感到迷茫。为此以《读书杂志》《新思潮》等杂志为核心，展开了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