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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界三方管理下的上海舞厅业 　　摘要：近代上海，公共租界、法租界、华界，所谓“两界三方”共存的局面维持了近100年。其间，它们彼此影响，或沟通、或协调、或龃龉、或掣肘，对上海市政建设、城市生活乃至整个中国和远东的近代化发展都产生过至深且巨的影响。交际舞是一种来自西方的社交自娱活动，交际舞厅业则是以提供舞女伴舞为基本经营之道的大众休闲商业。在中西文化冲突、生活习俗歧异的背景下，在追求高雅艺术与迷恋肉欲满足的两相之间，在社会普遍破败和娱乐产业畸形发展的矛盾景象之中，舞厅都以多重、多面、多样的姿态，引发整个社会的困惑和感叹，由此成为两界三方市政管理中的一大热点和难点。 　　关键词：两界三方；租界；交际舞；舞厅 　　中图分类号：C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7)08-0169-18 　　作者简介：马军，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上海　200235)；白华山，东华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上海　200051) 　　 　　一、舞风初起 　　 　　1843年上海开埠，欧风美雨吹拂而来，随着西人定居租界，交际舞也显身其间。由于西人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再加国人对这种“有伤风化”的搂抱之舞殊难接受，所以交际舞在沪上长期未获推广，只局限于西人的私家聚会或团体庆典，数量和规模亦均有限。1897年11月4日(十月初十)，上海道台蔡钧为庆祝慈禧太后寿辰，曾在静安寺路洋务局行辕举行盛大跳舞会，“以西例敬礼西人”，招待各国在沪显要，结果获得赞誉。上述舞会，无论是西人或华人主办，都属于临时性质，与具有固定场所、从事商业经营的交际舞厅并不是一回事。尽管在早些年代，公共租界工部局的若干规章中曾点及过舞厅，但舞厅在上海的真正出现则要迟至20世纪10年代的下半期。按照法国汉学家安克强(Christian Henriot)的一般说法，“中国的舞厅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它们与美国的舞厅实际上是同时代的产物(只相差几年)”。 　　上海舞厅的出现，与清末民初风气大开、妇女地位提升及中西文化交流的日益深入有着密切关系。此时距开埠已六七十年，一小部分西化最先的国人早已不把交际舞视为“洪水猛兽”，相反开始鼓吹起这种“舶来”的生活方式。以传授交际舞技艺为目的的跳舞会、跳舞学校，以及报刊上宣传跳舞的文论、图片等一再出现。例如，1920年9月8日若干名中外女士假大东旅社开设跳舞会，以提倡社交、增进人生意义为主旨，此举在沪上尚属首次。又如，从1926年初起，两江女子体育师范专科学校开辟大舞蹈室，请专家每周到校为学生指导高等交际舞一二小时。稍后，由巴黎回来的著名跳舞家唐槐秋，则在西门斜桥西首徐家汇10号洋房内创办南国高等交际跳舞学社，专门传授欧美最新式跳舞，并通过报界大力宣传跳舞有益身心健康。与此同时，公共租界工部局甚至于每星期五下午5时在市政厅辟有公共舞蹈场，免费供人入舞。此外，从1922年起在上海的众多小报上，有关交际舞的新闻已逐渐取代原先的妓院、戏院、书场和游乐场成为市民耳熟能详的东西⑥……这一切都为沪上舞厅的最初登台提供了支撑性的文化背景和环境。 　　1927年以前，可以说是上海舞厅的发萌时期。位于外白渡桥北堍的礼查饭店(Astor House)在1917年末设计了一间可容纳数百人的大舞厅，地板光鲜鉴人，灯光尤极柔和，乐师水平也不同凡响，每逢周末、周日夜晚都要举行交际舞会，主要面向各国在沪的侨民、外交官员和海陆军人，与外人亲近的少数买办也常参与游乐。此后，戈登路(今江宁路)的大华饭店(MajesticHotel)，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的卡尔登(Carlton Ltd)，西藏路、汉口路交界的一品香旅社，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的月宫饭店(Moon Palaile)，海格路(今华山路)的Del MonteCar é、Crest Hotel， 白利南路(今长宁路)的Royal Car é，迈尔西路(今茂名南路)的法国总会，以及极司菲尔路(今万航渡路)的Western Tavern、Coconanut Grove Caf é等等，或开辟专厅，或提供舞女伴舞，进行固定的交际舞营业。这一时期，上海舞厅的经营大致有如下特点：其一，数量少，规模小，且大多隶属于饭店、俱乐部、总会、旅馆、酒店或咖啡馆等，鲜有以独立面目出现；其二，经营者多为外商，人舞者亦都是外人或少数高等华人，社会影响有限，营业尚未实现从贵族化到大众化的转变；其三，伴舞女郎多由白俄或日本女子充任，前者是因布尔什维克革命而逃至中国的贵族女子，后者是因本国当局对舞场取缔甚严，故而来沪谋生。就市政当局而言，此时公共租界工部局、法租界公董局，以及华界的有关当局(如沪海道、松沪护军使、淞沪警察厅、淞沪商埠督办公署等)对舞厅的管理尚属粗放阶段，既未设置针对性的管理条例，也不征收专门的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