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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因素分析 　　摘 要：选取2009―2015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53个国家在SITC30版本中1位数分类标准下第5―8类制成品的贸易数据，采用格鲁贝尔-劳埃德指数测算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制造业产业内贸易水平。基于改进的引力模型对影响双边制造业产业内贸易水平的因素进行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在分析了GDP总量、人口规模、地理距离、贸易开放度、国家规模差异指数、国家接壤情况和区域经济组织这些因素后，除人口规模和国家接壤情况外，其他变量均对产业内贸易水平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为深化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内贸易，提出以下对策建议：扩大经济规模、降低运输成本、减少贸易的限制性条件、采取制定差异化策略等。 　　关键词：一带一路；制造业；产业内贸易；格鲁贝尔-劳埃德指数；引力模型 　　中图分类号：F7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2095-3283（2016）09-0049-05 　　[作者简介]蒋琼琼（1991-），女，汉族，河南驻马店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贸易。 　　[基金项目]甘肃省社科规划项目“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甘肃省对外贸易空间拓展的研究”（项目编号：14YB03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一、问题的提出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涉及了经济、文化、社会等多个方面。2015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和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成为我国新时期全面扩大对外开放的纲领性文件。“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得到了沿线国家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参与，在当前世界经济低迷的背景下，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复苏、推进国内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引擎。 　　2013年以来，我国与沿线国家积极规划“六大经济走廊”建设，共同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产能合作。2015年我国同沿线国家的贸易总量接近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5%。其中对越南、泰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十几个国家的出口额都超过了100亿美元，对越南的出口额则高达660亿美元。然而，沿线国家数目众多，且经济发展水平尤其是制造业发展状况差异很大，因此同中国制造业的双边贸易额也不尽相同，既有与越南、印度等贸易额高达几百亿美元的国家，也有与马其顿、阿塞拜疆贸易额只有几亿美元的国家。因此，只有充分了解中国与沿线各国制造业产业内贸易的发展现状及影响因素，才能更好地提高其发展水平。 　　二、文献综述 　　国内已有关于产业内贸易的研究文献大多以中国与其贸易伙伴国或某个区域为对象。周松兰（2005）通过比较中日韩制造业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强调了中国应把握时机，提高核心竞争力，加强中日韩的产业内合作。郑昭阳和周昕（2007）采用GL指数测算了东亚经济体1992―2005年的产业内贸易水平，表明以交通及通讯设备为主的产业内贸易成为了东亚地区主要的贸易方式，并认为产业分工的进一步深化是重要原因。沈国兵（2007）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和产业内贸易指数衡量了中美双边产业内贸易的平衡状况。陈虹和杨成玉（2015）采用CGE模型模拟了不同自由贸易情境，结果表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成自由贸易区显著提高了各国的经贸发展水平。苏杭（2015）分析了“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过程中我国制造业海外转移的现状和面临的问题。孟祺（2016）通过计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竞争力，总结中国与沿线各国加强制造业产业合作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冯宗宪等（2016）对中国和中亚五国1996―2013年分行业产业内贸易指数进行测算，得出工业品产业比初级品产业有着更高的产业内贸易水平，且经济规模差异、人均GDP、FDI、贸易开放和距离等因素对不同行业的产业内贸易有不同影响的结论。然而，现有研究中还没有针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产业内贸易水平的系统性分析。本文首先采用GL指数测算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制造业产业内贸易水平，其次建立改进的引力模型，对双边制造业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回归分析，最后提出通过扩大经济规模、降低运输成本、减少贸易的限制性条件和实施差异化的制造业合作策略等对策建议来提高我国与沿线国家的制造业产业内贸易水平。 　　三、产业内贸易水平的测度 　　（一）GL指数 　　产业内贸易水平用于衡量贸易国在同一产业内相互进出口同一类产品的程度，即产业内贸易程度。本文选用目前世界上评价产业内贸易水平时使用最广泛的格鲁贝尔-劳埃德指数（Grubel和Lioyd，1975），即G-L指数来计量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制造业产业内贸易水平。GL指数定义表达式为： 　　（二）研究维度及数据来源 　　“一带一路”战略因其开放性和包容性而涉及的国家非常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