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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的惰性基因对建设法治政府的影响 　　摘要：中国是一个文化根基异常深厚，文化自我认同很强烈的国家。以宗法伦理为内核，以小农经济为依托的儒家传统文化中的惰性因素，如等级伦理、宗法意识、国家本位、礼治主义等观念影响着我国法治政府建设的各个层面和环节，消解着我们对法治政府建设的各种努力，在传统文化的土壤上进行法治政府建设，必然会出现“逾淮成枳”的现象，因此在建设法治政府的过程中必须正视传统文化的消极因素，注重对传统文化加以改造。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等级伦理；宗法意识；本位皇权观念；礼治主义；法治政府 　　中图分类号：CO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0)01―0012―05 　　 　　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孕育、诞生和发展了其丰富的内涵，虽然促进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但是由于其渊源久远，与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不相合拍的落后性也日益凸现。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文化，与民族心理、民族性格融为一体，长期在社会生活中占统治地位，并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国传统文化把自然界作为一个具有人伦情感的整体来思考，只注重道德实践，不注重对自然规律的探索，主张通过道德实践来实现某种政治抱负，强调道德发展的主体性与形上性，思维的现实性与实用性，这种伦理型文化充满了对天人关系、人际关系的探索，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人们求真的欲望。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强调协调功能，注重现实生活的思维方式，培养了中国人内在的精神品质，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种超稳定而繁荣的具有浓郁人文色彩的封建世俗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在最深层次影响着我们的法治政府建设。英格尔斯曾指出：“无论一个国家引入了多么现代的经济制度和管理方法，也无论这个国家如何仿效最现代的政治和行政管理，如果执行这些制度并付诸实施的那个人，没有从心理、思想和行动方式上实现由传统人到现代人的转变，真正顺应和推动现代经济制度与政治管理的健全发展，那么，这个国家的现代化只是徒有虚名”。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化的法治政府建设依赖于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依赖于我们每个人观念的现代化，但是法治政府所要求的公平、正义、契约、民主、权利、自由等观念不可能从传统的儒家文化中产生。相反以宗法伦理为内核，以小农经济为依托的儒家传统文化，却以其固有的社会传递规律和顽强的惰性印刻在中国现代建设法治政府实践的各个层面和环节，阻碍立法的创新与改革，干扰法律的操作与适用，影响法律的深层认同和社会化效果，破坏法律的应然秩序和期待价值，消解我们对法治政府建设的各种努力。因此，我们必须正视传统文化中惰性因素的存在，充分估计其消极影响。 　　本文对儒家学说中的等级伦理、宗法意识、国家本位、礼治主义等观念对现代法律体制和法治制度创新的阻碍作一点探讨，旨在认识它在文化层面上与法治所体现的公平、正义、自由、契约的观念相冲突与对立。 　　 　　一、等级伦理是造成法治失效的元凶 　　 　　等级观念是儒家伦理的首要表征，它服务于也产生于封建专制政治。“三纲五常”是儒家伦理的基本骨架，它的根本目的就在于维护以君权、父权、夫权为核心的等级制度，“乃教人忠君、孝父、从夫。无论政治伦理，都不外这种重阶级尊卑的三纲主义”。儒家以“礼”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的基本规范，“以礼入德”、“一准乎礼”是中国古代法制的基本特征。而礼强调的是等差之爱，尊卑有序，“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爱亲人要有亲疏之分，尊贤人要有等级之别。儒家反对兼爱、平等之爱，孟子认为“墨氏兼爱，是无父也”，要求“君不仁，臣不可以不忠”，毫无公平、正义可言。在等级伦理之下，个人毫无权利可言，只有绝对的服从，所以黑格尔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法律“不是法律，反倒简直是压制法律的东西”。人们在行为选择时，首先考虑是否符合上司的要求，会不会冒犯当权者的利益，而不管是否符合正义和法律。在这种社会结构中，人的个体主体意识丧失，权利意识、平等观念匮乏，对于个体与群体的关系，主要强调的是后者而不是前者，个体在群体中是渺小的、微不足道的，群体是目标，是最高存在。重视群体价值而忽视、贬低个人价值，必然以各种纲常规范来束缚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压抑人们的欲望和创造性，把个体淹没在群体之中，从而消解个人价值。“个人是没有意义的，只有王朝宠之贬之的臣吏，只有父亲的儿子或儿子的父亲，只有朋友问亲疏网络中的一点，只有战栗在众口交铄下的疲软肉体，只有上下左右排行第几的坐标，只有社会洪波中的一星波光，只有种种伦理观念的组合和合聚……”。因此，在等级伦理下，不可能形成追求公平、正义、权利和自由的行为模式。这种把人分三、六、九等的伦理结构“与私法、民法有着逻辑上的矛盾”。 　　等级观念是腐败等违法现象普遍化的社会心理基础